遼東危矣！好好的“遼東改革”為什么變成了明朝的“亡國之禍”？

對于明朝而言，遼東地區一直是特別敏感的存在，大明朝立國276年，光是解決遼東問題就占據了近三分之二的時間，盡管如此，明朝最終還是“絆倒”在了這個問題上。

遼東地區納入明朝的版圖是在洪武二十年的時候，和全國的其他地區一樣，明代在遼東地區的統治方式也是“都指揮使司——衛——所”的體制，不過和其他地區有所不同的是，因為遼東地區處于邊關，所以所實行的統治方式帶有濃重的軍事色彩。

明末遼東局勢

朱元璋曾十分自豪地說過：“我養百萬兵卻不費國家一粒糧食！”，這倒也不是吹牛，因為他所構建的就是“軍屯體系”。

所謂的“軍屯體系”其實就是軍隊糧食自給自足，不依靠國家運輸。不過作為代價，軍屯相比于民屯負擔要重得多，農民臉朝黃土背朝天地干活兒無非就是為了掙口糧和交皇糧，皇糧是相對固定的比例，收成越多自己能剩下的就越多，所以農民有著較高的積極性。

而軍屯則不然，因為不仰賴國家運輸，所以士兵們的口糧都依靠自己來掙。既要打仗又要種地，這對于士兵來說負擔很重，而且所有的收成都收歸國有，只是按照規定對每個士兵進行分配，這樣一來士兵們的積極性有多差可想而知了。

再加上明朝規定凡是實行軍屯的地方都會同時實行“軍戶制”，也就是說所有的軍士都有明確的軍籍，并且這個軍籍和這塊土地是綁在一起的，不可以隨意流動。如此僵化的模式使得服役士兵的負擔更加沉重。

于是，屯軍的逃亡和軍屯制度的破壞就在所難免了。

明代軍屯

成化十二年，戶部郎中毛泰曾上奏：“減除無名屯軍六萬余名”。要知道，當時整個遼東的軍屯人數才只有20萬，一下子就減少了6萬人，可見屯軍缺額有多嚴重！

無奈之下，明朝政府只能號召遼東的民眾來耕種土地維持軍糧供給，盡管如此，遼東地區的軍糧產量也只有明初的一半左右，邊關的倉儲也就開始出現嚴重的空虛。沒有糧食吃肯定要引起騷亂，所以，明朝政府只能依靠京師運輸來對遼東地區進行補給，一年所消耗的銀兩足有60萬兩之多！可見，針對遼東地區的財政支出已經成為了明朝很大的負擔。

除了“軍屯制度”的破壞以外，遼東地區的“馬政問題”也很嚴重。遼東地區一直是明朝戰馬的來源地，明初的“馬政”主要是依靠官方蓄養維持的，負責養馬的機構被稱為“苑馬寺”，這種制度使得明朝能夠自己掌控戰馬的質量和數量，同時進購種馬可以大大減少成本支出。

可是，隨著遼東地區的屯軍逃亡，苑馬寺的人手奇缺，不得不進行大規模地縮減，這樣一來，明朝自己所能掌控的戰馬資料就越來越少，到最后不得不以“直接購買”的方式來維持軍隊戰馬所需。從別人手里買戰馬是一筆很大的開支，并且因為和邊關少數民族的關系不和，蒙古、女真等盛產良馬的部落經常會以次充好，使得明朝軍隊的戰馬質量越來越差。

當然，明朝政府也曾試圖改善這一局面，為此制定出了“樁朋銀”這一制度。所謂的“樁朋銀”其實就是約束養馬的士兵好好養馬，如果戰馬被養死了士兵是要按照一定比例賠付的。不過，想法是好的，但實際上卻并沒有多的效果。

舉個例子，一個士兵每個月定期領取飼料和錢糧來養馬，但是他卻將飼料的一大部分偷偷拿去變賣了，賺了10兩銀子，后來戰馬因為飼料短缺被餓死了，按照規定需要賠付1兩銀子，那么一通折騰下來，這個士兵凈賺了9兩銀子，你說這筆買賣合不合算！

于是，在“軍屯破壞”和“馬政失衡”的雙重影響下，遼東地區的問題日益嚴重，原先自給自足的模式早已不復存在，遼東地區成為了明朝的一大財政負擔，但是迫于緊張的邊關形勢，對于遼東地區的補貼又不得不進行。所以，遼東地區這塊“孤懸之地”的困局為明朝的滅亡埋下了禍根！

雖說明朝對于遼東地區一直是以防守姿態為主，但萬歷中期時明朝在遼東地區的部署還是頗為積極的，彼時的鎮遼大將是李成梁，此人是明朝中后期數一數二的名將，無論是武功還是膽識都是名列前茅的。

其中，最有名的當屬李成梁的“搗巢戰術”，所謂“搗巢戰術”其實就相當于突襲，避實就虛、出其不意，給敵人造成快速且精準的打擊。

自從“俺韃封貢”以后，明朝政府就一直以“挑撥東西蒙古”為戰略之策，所以盡管明蒙之間沒有大規模的戰爭，但是小摩擦卻是不斷，持續的緊張局勢使得李成梁的戰略思想有了用武之地。和戚繼光一樣，李成梁也組建了“李家軍”，并且這支李家軍的隊伍還都是精英之才，例如李如柏，李如松等等都在李家軍擔任要職。

按照李成梁的戰略思想，“搗巢+遭遇戰”是克敵制勝的關鍵，“搗巢”講究快準狠，“遭遇戰”講究穩敢先，而李成梁也確實是個將帥之才，他“以攻代守”的方針使得當時處于被動地位的明朝政府為之振奮。

然而，明朝嚴峻的邊關形勢不是一兩個人就可以逆轉的，雖然李成梁的戰術思想幫明朝挽回了一些顏面，但要想徹底控制邊關形勢是不可能的，在“暮氣難振”的明朝廷中有不少人都認為“搗巢戰術”不宜再繼續下去。

主要原因是擔心“搗巢戰術”會主動挑起戰爭。“搗巢”一般發生在敵軍未入侵之前，所以許多大臣認為明軍如果率先發動戰爭會落下口實，給敵人進攻提供了正當理由，如此一來，邊關的百姓會受到敵軍的報復，反而得不償失了。

“秋高馬肥，虜來報怨，搶一月走二千里，不報也。墮三四十墩臺，不報也。殺一堡人民，不報也。”

在這種考量下，“搗巢”的戰術思想慢慢地就被弱化了，在當時“防御為先”的大背景下，這種主動進攻的方式雖然有成效，但是畢竟不符合大的趨勢，于是在李成梁下臺后，“搗巢戰略”也被拋棄了，邊關的態勢再次回到了被動的局面！

萬歷三十六年十二月，蒙古入侵薊鎮。按照蒙古人的設想，他們是想效仿原來的俺韃利用劫掠的方式迫使明朝求和并對他們進行封賞，但明朝卻一反常態，認為如果向蒙古人講和，那么勢必會助長他們的囂張氣焰。

于是，明朝政府任命杜松為遼東總督負責抵御蒙古人的進攻，杜松一到薊鎮就下令對蒙古人進行反擊，當軍隊來到哈流兔這個地方的時候，杜松的軍隊便與當地人展開了激戰，最終明軍大獲全勝，斬首146顆，隨即就上報朝廷邀功請賞。

但是，很快朝廷那邊就傳來了對他不利的消息——杜松殺降冒功！

原來，準備進犯邊境的是黃臺吉部（沒打錯，不是皇太極），而杜松所反擊的則是拱兔部，根據朝廷的命令，也是讓杜松去搗毀黃臺吉的老巢。這拱兔部雖說也是蒙古部落的一支，但是對于明朝卻是忠心耿耿的，所有和明朝的交往都按照程序來辦，并沒有任何進犯的意思，而杜松的行為則一下子讓雙方陷入了不妙的境地，所以朝廷火速下發文書讓杜松撤軍并且向拱兔部封以厚賞作為補償。

然而，這杜松就好像著了魔一樣，不僅沒把朝廷的命令當回事，反而還將拱兔部的使者驅逐了出去，眼里只有功名的杜松算是徹底把拱兔部惹惱了。

萬歷三十七年三月，為報“哈流兔之仇”，拱兔部伙同小歹青（部落名）率軍進犯明朝，明朝為了平息拱兔部的怒火，決定將杜松撤職查辦。不過在此之前明朝還是給了杜松一個將功贖過的機會——讓他離間拱兔部和小歹青的同盟關系。

這里就很有趣了！

其實，拱兔部之所以會入侵明朝，是因為小歹青的挑撥，雖說明朝無緣無故殺了拱兔部諸多人馬，但是明朝的歉意實際上已經通報了拱兔部，拱兔部并不是真的想跟明朝為敵，畢竟雙方友好了很長一段時間。

關鍵就是小歹青的挑撥：

“爾嘗自稱忠順，他人作賊，爾還阻攔，今偏殺爾部夷，若還就與講款，不如死。必須克得幾座城堡，立些聲名，然后講款未遲也。”

按照小歹青的意思，拱兔部不能放棄這次機會，畢竟明朝理虧在前，不趁著這次機會占點明朝的便宜，以后恐怕沒有這個機會了。這一來二去，拱兔部的首領心動了，于是就發生了前面剛剛講到的“復仇行動”！

原本沒多大點事情，也就死了幾百個人而已，明朝只要給點撫恤，這件事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但杜松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錯了，執意不服從朝廷的命令，不僅如此，他還將兵器鎧甲一律焚毀，所有關于軍事部署的方案概不過問，一副“”受委屈的小媳婦”作派。

杜松這一介武夫本來就犯下錯誤，現在又不能及時自勉，反而行為乖張，他的這些行為使得想要朝中想挽留他的人也灰心了。

結果，杜松被解除了職務，而且因為沒能處理好和拱兔部的矛盾，明朝邊關的局勢更加危急了！

萬歷三十六年年末，干練而有為的熊廷弼就任遼東巡按，已經呈累卵之勢的遼東局勢迎來了最后的挽救機會。上任的熊廷弼旋即就提出了“修邊”與“屯田”兩大政策——“修邊”也就是修長城，“屯田”也就是“軍屯制”。

其實，這兩項政策并不是熊廷弼首創，所以我覺得用“改革”這個詞比較合適。

一、修邊之利

熊廷弼就任巡按遼東之時，遼東地區的邊墻已經破敗不堪，長城沿邊墩臺大半坍塌，少數沒有坍塌的地方也是一推就倒，長城上的烽火臺也早已失去了報警的功能，原本聯結成片的墩臺因為年久失修早已成為荒蕪之地，甚至有些地區都成為了蒙古人的軍事要塞，這種設施別說防御了，連做個景點都不夠格！

經過一番考察，熊廷弼就拿出了一套修邊方案：

首先是堅固沿邊的堡壘。這些地方是長城對的最外側，也是防御的第一線，一旦完成蒙古人引以為豪的騎兵陣勢就不能展開，既可以拖延敵軍的進攻時間，又可以通知堡壘內部的守軍快速就位。

其次是修復墩臺恢復通信功能。長城防線很長，不是每一處城墻都有守軍駐扎的，烽火傳遞信息很重要，只有保證了戰情的及時性和準確性，長城的防御能力才能凸顯出來，否則沿線的守軍都會很被動。

最后是保證遼西走廊的暢通。遼西走廊是明朝京師和遼東地區的唯一通道，明軍的增援或者回防都必須要通過遼西走廊，所以保證遼西走廊的通暢很重要，再者遼西走廊的兩側極易受到蒙古人的入侵，只有將這條走廊和長城緊密結合才能構成有效的防御，二者缺一不可。

然而事實上，“修邊”的成果并未如熊廷弼所料想得那樣順利，朝廷任命的遼東巡按楊鎬是一個主戰派，他對于熊廷弼修邊以求自保的政策極為不滿，于是屢次在熊廷弼上疏請求撥款的時候橫加阻撓，最終，因為修邊的支出過于巨大，皇帝感到無力承擔，只能修到哪里算哪里，所以，熊廷弼的“修邊”未能到達預期的標準。

二、軍屯之利

相對于修邊，改革軍屯就顯得容易多了。當時遼東地區已不存在專門從事耕作的屯軍，但熊廷弼注意到當地的衛所軍隊素質良莠不齊，有的老弱之輩已經不能真正上戰場御敵，但裁撤掉又會使邊軍缺額，不如讓他們去屯田，這樣，荒蕪的土地能夠重新被開發利用，還能增加邊鎮的糧食收入。

另外，對于軍屯的征繳比例，熊廷弼也從原來的每畝五石變為每畝一石，于是越來越多的軍士愿意從事軍屯以增加自己的收入。除了士兵以外，熊廷弼還將長城沿線的民眾調動起來一起屯田，閑時為民，戰時為兵，頗有“兵農結合”的意思在里面。

然而，雖然這份方案得到了萬歷皇帝的首肯，但是明朝的黨爭實在是太厲害了，這些結黨謀私的人對熊廷弼的做法感到不滿，認為他是想出風頭，所以每當熊廷弼上疏要求財政支持時，都會被他們以各種理由推辭，熊廷弼一氣之下臥病不起，于是“軍屯改革”也無疾而終！

縱觀這段歷史，萬歷年間對于遼東地區的改革就內容而言還是很詳實可靠的，如果真正能夠實施起來，相比明末的遼東局勢會有翻天覆地的變化，因為這些舉措本就是結合遼東地區的情況而制定的。但可惜的是，明末的黨爭太嚴重，許多結黨的王公貴族都是遼東地區固有利益的代表，無論是李成梁還是熊廷弼都無法依靠個人的力量完成對遼東局勢的逆轉，所謂“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就是如此，照這樣看來，明朝的滅亡其實并不可惜，一切的歷史定論都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