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黃縣縣學記

宜黃縣縣學記

【原文】

古之人，自家[161]至于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于長，未嘗去于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162]、俯仰之容[163]、升降之節[164]，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恭讓；進材[165]、論獄[166]、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為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167]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中[168]，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于其心，則用之于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無足動其意者。為天下之士，為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于損益廢置、先后始終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為，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

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于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169]去于教也。其動于視聽四支[170]者，必使其洽[171]于內；其謹于初者，必使其要[172]于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為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為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

及三代衰，圣人之制作盡壞，千余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樸茂[173]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固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后，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賊盜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

宋興幾百年矣。慶歷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為先，于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于州，以群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174]之事以著于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不復理。

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于此，莫不相勵而趨為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棲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為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

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后，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于學者，其果然也與？

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為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為宮室教肄[175]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圣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為者。若夫正心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于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于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與！縣之士來請曰：“愿有記。”其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注釋】

[161]家：家族。周代以二十五家為一閭，閭有巷，巷首門邊設家塾，用以教授居民子弟。

[162]弦歌洗爵：弦歌，彈奏琴瑟，奏雅、頌。洗爵，洗酒杯，周人宴會時有洗爵禮節，即主人敬酒時，從幾上拿一酒杯，先洗一洗，然后斟酒獻客，客人飲畢，則置酒杯于幾上。客人敬主人亦如此。

[163]俯仰之容：在祭祀、宴會等交際中的禮儀。

[164]升降之節：宴會、祭祀時，登堂或上車時的禮儀。

[165]進材：提拔、任用賢才。

[166]論獄：對訴訟案件的判決、定罪。

[167]邪僻放肆：邪惡而毫無顧忌。

[168]中：中正、適度。

[169]斯須：片刻，一會。

[170]支：通“肢”。

[171]洽：協和。

[172]要：約束。

[173]樸茂：誠實、厚重。

[174]釋奠：古代在學校設置酒食以奠祭先圣先師的一種典禮。

[175]宮室教肄：統稱老師學生辦公、住宿、上課的地方。肄，教授，教導。

【譯文】

古代先人，從家族到國家都設有學校；從小到大，從來沒有從學習狀態中離開過。學習的內容有《詩》《書》和禮、樂、射、御、書、數這六項技能，有演奏和朗誦各地采集上來的詩歌，洗滌酒杯再向客人敬酒的酬答禮儀，低頭和抬頭的姿勢，進來和退下的步法，因此來使他們的內心、身體、耳目和手腳的一整套符合規范的動作形成習慣。又有祭祀、鄉射、養老這類典禮，因此來使他們端莊嚴肅，謙遜推讓形成習慣。還有選用優秀人才，區分輕重審斷案件、出兵祝勝、凱旋獻捷的程式，因此來使他們對將來所要承擔的職事形成習慣。通過老師和學友來解開他們的疑難問題，憑借獎勵和懲處手段來勉勵他們不斷上進，使他們對不遵從教誨引起警惕。古代所訂立的施教內容、方法與學規大體如此。學校教育人的重點，是務必讓每個人通過學習修養品性，不光是避免其走上歪門邪道、隨性放肆。雖然每個人性格有剛柔緩急的差異，都可以進入學校（培養），而沒有“過”和“不及”的極端情況出現。學校讓人的見識開明，正氣充盈于胸間，那么人們在人生進退和是否發言時的表現，就沒有不恰當的地方；面對生死禍福這樣的大事，也不足以改變人們的信念。既然要使他們成為天下的士子，像這樣通過完備的學習來修養他們的身性，又讓人們知道萬事萬物的變化，古往今來國家興旺混亂的規律，至于哪些有害哪些有益、哪些該放棄哪些該保留，哪些為先哪些為后、哪些為頭哪些為尾這些事情的關鍵，學校沒有不讓學生知道的。學生在學校里，四海九州的大業、治理國家的謀略都能夠學到。等到離開學校而擔當治理天下的大任、位列官員之中的時候，就按照情況的不同而施行相應的治理，沒有不恰當的。為什么呢，這是他一直以來學習的結果啊。

所以人們作息、飲食、日常活動這類小事，直至修養好自身，掌握治理國家天下的要領，都是從學習中得來的，而片刻也脫離不開教導啊！耳目和四肢要做的那些事情，必然叫他同內心協調一致；在開始就小心謹慎的地方，必然叫他貫徹到底。根據習性來使他們循序漸進，用日積月累的良好習慣促使他的成功。哎呀！這教得多么到家啊！因此，良好的風俗形成之后，刑罰就擱置不用了；那樣的人才培養成功，三公百官就獲得足能勝任的士子了。把它作為法式堅持下去，中等資質的人就可以做到安分守己；它深入人心，即使經歷衰敗的時代，人們也不會動亂。教育的極限達到這般地步，鼓舞全天下，但是人們卻意識不到自己是在跟它走，這哪里還用得上動用強制性的力量呢？

等到夏、商、周三代衰落，圣人創設的教育制度全部被破壞。千余年來，即使學校有留存的，也不是古代辦學的方法了。人們的秉性舉止，只隨其心意；而處理政務統治百姓的方法，根本就不再講授了。讀書人有聰明質樸的本質，但是卻沒有教育修養的熏陶的過程，那么他們的不成材就成為了必然。用不學習不成才的人作為治理天下的官員，又逢治理衰微、社會積弊的時候，這樣來治理沒有受到教化的百姓，哎，仁政之所以得不到施行，盜賊強盜案件越積越多，這不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嗎？

大宋興起已經幾百年了。慶歷三年（1043），圣明天子謀劃當世的要務，把興學列為首位，在這時，天下各地的學校得以設立。可正值此時，撫州的宜黃縣，仍然沒有學校。士子中求學的人，都一個接一個寄宿在撫州州學，大家聚集在一起，講論研習。第二年，天下各地的學校再次廢止，士子也都離散而去。但是春秋兩季祭奠先圣先師的大事，因在法令上做出過永遠遵守執行的規定，就常借孔廟祭祀孔老夫子，孔廟又不再做修整。

皇祐元年（1049），遇到縣令李君詳到縣里，開始商議興立學校。縣里的讀書人某某和他的門徒都宣稱一定要致力于興辦學校，沒有不互相勉勵并欣然出力的。因此，興立學校的建材沒有通過攤派就有很多剩余，能工巧匠沒有通過征召就來了很多。縣學的建成，累計砌房屋共有許多處，而門墻和先圣祭室、講誦經典的廳堂，供士子住宿的房間，全都一所也不缺少。累計起器物的數目共有若干件，而祭祀、飲水、睡覺、吃飯的用品，全都一件也不少，校內的雕像與畫像，從孔老夫子以下，直到陪同受祭的賢士，全部一個都沒落下。所需的圖書，無論經典史籍，諸子百家，還是文人墨客的文章，沒有需要向外邊去借的。從新修學校勘察選址到建設完工，總計只有數天而已，是多么的計劃周詳且建設神速啊！

在各地學校荒廢的時候，主管部門的官員議論：認為興辦學校這個事是老百姓所不喜歡的。等到看到宜黃縣學校的興建，在此學校荒廢很多年以后，只是這里的縣令的一個倡議，就讓四方百姓積極響應，唯恐不及地謀劃這件事情。那么這個人說老百姓不喜歡學校的說法，真是這樣嗎？

宜黃縣求學的人，本來就有很多優秀的士子。而李君擔任該縣縣令，權威得到貫徹，仁愛得到樹立，爭訟平息，政事大有起色，他所實行的縣政，是很好的！趁賢良縣令在任的時候，又隨順當地向往求學、發憤用功的習俗，修建成老師和學生教誨研習的地方，圖書、器物、用具等必需品無不應有盡有，用來培養那本來屬于良才的士子。盡管古代距離今世已經很遙遠了，然而圣人的典籍都還保存著，他們講過的那些話仍可以考察，他們制定的那些法則仍可以求取，讓士子共同學習并明白他的道理。其中禮樂方面各種儀式的詳細規定，當然存在著不能再全部照搬的東西，至于像使內心純正，修養好自身，肩負起治理國家天下的重任，就在于怎樣教育士子們朝這目標邁進了。先使一個人的品行得到修明，推廣到一家去；一家品行得到修明，再推廣到鄉里鄰居、同一族的親屬去，這樣，整個縣的風俗就形成了，人才就涌現出來了。教化的推行，道德的回歸，并不遠離世人啊！能夠不勸勉嗎？宜黃縣的士子前來請求說：希望有篇記文。這篇記文記于十二月的某一天。

【解析】

本文作于皇祐元年（1049）十二月，曾鞏時年31歲。在此以前，慶歷三年秋，歐陽修、宋祁等人曾諫上興學。于是，第二年遂昭告天下皆立學。歐陽修《吉州學記》中記載此事：“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曾鞏師從歐陽修，歐陽修此語恰為本文之所本。

文章并非泛泛地勸學，而是完全立足于當時的社會現實，從政治的角度集中闡發了興學的意義。本文先從學及教，由學、教而言及其與修身、修禮、育賢成材、移風易俗、勸善興國的關系。隨后闡明廢學造成的弊端，從反面說明興學的必要性。一正一反，借古諷今，雄辯地論證了“學校，王政之本也”這一觀點。

清人吳汝綸《古文辭類纂點勘》引方苞云：“子固篤于經學，頗能窺見先王禮樂、教化之意，故朱子愛而仿效之。”又引劉大櫆云：“源流備悉，抒寫明暢，是大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