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本朝百年①無事札子②》唐宋散文鑒賞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圣問，迫于日晷③，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圣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昧冒而粗有所陳。

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偽，指揮付托必盡其材，變置施設(shè)必當(dāng)其務(wù)。故能駕馭將帥，訓(xùn)齊{5}士卒，外以捍夷狄，內(nèi)以平中國。于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之藩鎮(zhèn)，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為天下先。其于出政發(fā)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為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真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⑥。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

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于時實備從官⑦，施為本末⑧，臣所親見。嘗試為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于方今。伏惟仁宗之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于自然。而忠恕誠愨，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wù)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于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并觀，而不蔽于偏至之讒。因任眾人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⑨。蓋監(jiān)司⑩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diào)發(fā)，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于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wù)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于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xí){11}，莫敢強橫犯法，其自重慎或甚于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為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鉤考，而斷盜者輒發(fā)。兇年饑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xí)，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奸慝{12}，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并觀，而不蔽于偏至之讒之效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jiān)司臺閣{13}，升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眾人之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于自然，忠恕誠愨，終始如一之效也。

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群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為之君，與學(xué)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xué)校養(yǎng)成之法。以科名資歷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jiān)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zhuǎn)徙之亟既難于考績，而游談之眾因得以亂真。交私養(yǎng)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于庸人。農(nóng)民壞于徭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為之設(shè)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于疲老，而未嘗申敕訓(xùn)練，又不為之擇將，而久其疆埸{14}之權(quán)。宿衛(wèi)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xùn)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于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于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圣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愨，此其所以獲天助也。

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質(zhì)，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15}之義，而茍?zhí)又M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注】

①百年：自宋太祖建國（960）到寫這通奏章的熙寧元年（1068），共百余年。②札子：奏章。③迫于日晷（guǐ軌）：時間限制。日晷：日影，此處指時間。④近臣：作者時任翰林學(xué)士，故自稱“近臣”。⑤訓(xùn)齊：加以訓(xùn)練，使其整齊劃一。⑥逸德：失德。逸，失。⑦備從官：備位侍從之官。指任知制誥。⑧施為本末：政治措施的始終。⑨相坐之法：牽連犯罪的法律。此指被舉薦者犯罪，舉薦者也連帶犯罪。⑩監(jiān)司：宋代各路分設(shè)安撫、轉(zhuǎn)運、提點刑獄、提舉常平四司，其中轉(zhuǎn)運使、提點刑獄有監(jiān)察本路官吏之責(zé)，稱監(jiān)司。{11}左右近習(xí)：指宦官。{12}慝（tè特）：邪惡。{13}臺閣：指中央政府機構(gòu)。{14}疆埸（yì易）：邊界。{15}將明：奉行職責(zé)，闡明事理。出自《詩•大雅•燕民》：“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

本篇作于宋神宗熙寧元年（1068）四月，當(dāng)時王安石任翰林學(xué)士。神宗即位后銳意改革，對曾上萬言書的王安石非常倚重，特將其從江寧召至汴京，任為翰林學(xué)士兼侍講。一次召見，神宗向他詢問“祖宗守天下，能百年無大變，粗致太平，以何道也”。王安石因此上了這篇奏章闡述自己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并順勢提出變法有為的主張，充分表現(xiàn)出王安石對北宋王朝命運的深切憂慮和要求改革的急切心情。

對于“本朝百年無事”這樣一個論題，很多思想保守的人會做成一篇歌頌祖宗功德、主張遵循祖宗舊法的文章。而對王安石來說，既要巧妙回答神宗，又要表達揭露時弊、倡言改革之意，可以說回答這個問題破費了一番腦筋。一則不能避開皇帝問的問題不作正面回答，一則不能完全將奏章的內(nèi)容限制在“百年無事”之因這一表象上。于是王安石巧妙構(gòu)思，借“無事”打發(fā)議論，透過“無事”的表象揭露積弊，如此一來，既正面回應(yīng)“百年無事”之因這個問題，又表達了自己倡言改革的一貫主張。

文章開頭一段是個引子，說明承召入對時因時間匆促，未能詳言，故作此奏章上陳。“迫于日晷”云云，恐非托辭，只是表明自己的奏章內(nèi)容不是粉飾太平之詞，而是揭露時弊、呼吁改革之詞，表現(xiàn)了鮮明的政治責(zé)任感。

第二段正面回答“本朝百年無事”之因，歷敘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之事。其中太祖是開國皇帝，作為重點詳加論述分析，對太祖的頌揚，涉及其知人善任及除苛賦、止虐刑、廢藩鎮(zhèn)、誅貪吏等政治措施，“出政發(fā)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為事”的施政原則。而太宗、真宗，僅以“聰武”“謙仁”一語帶過；仁宗、英宗，則徑曰“無有逸德”，為下一段專論仁宗朝預(yù)留地步。

第三大段專門議論仁宗朝代各種政治措施及其成效，以回答“無事”的原因。此段筆墨加重，不是因為“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而是此時正是宋王朝從繁榮太平到積弊叢生、危機日深的轉(zhuǎn)折期，而王安石又親歷了仁宗朝的“施為本末”，對情況了解得相當(dāng)全面透徹，因而通過對仁宗朝“無事”表象的深入剖析，正可揭示仁宗在任用將帥官吏方面的失誤和太平繁榮表象下的危機，從而提出自己變革的主張。此段采用先總提、后分論的形式，逐一闡述“刑平而公之效”，“賞重而信之效”，“納用諫官御史，公聽并觀，而不蔽于偏至之讒之效”，“因任眾人之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效”，“寬仁恭儉，出于自然，忠恕誠愨，終始如一之效”。總的來說，還是對仁宗在位期間施政的頌揚，批評與揭露是次要的。

在前文作了充分鋪墊以后，作者在第四段才掉轉(zhuǎn)筆鋒，縱論“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看似有所離題，實則是在仁宗朝情況的論述中，已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無事”表象下的“有事”，“安逸蕃息”表象下的積弱，太平繁榮表象下的危機。因此這一段順勢對“累世因循末俗之弊”作集中的揭露，細數(shù)十大流弊，可謂是順理成章。這些積弊，雖是百年來漸進形成的，但在位時間最長的仁宗統(tǒng)治時期，卻是上述弊端加深加重的關(guān)鍵時期。對仁宗朝積弊深入揭露后，末段順理成章提出“人事之不可怠終”，“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呼吁立刻進行改革。

后人評論

陳在《文則》中評本文：“文簡而理周，斯得其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