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者度量

“度量”指胸襟、氣度，很可能是“肚量”一詞的衍化、引申。解放前，財東家選用長工，進門時先讓他們飽餐一頓，誰個飯量大，就雇傭誰，因為飯量大者有力氣，有力氣才能多干活。而俗語里的“宰相肚里好撐船”，則指的是政治襟懷，屬于微妙的精神境界，是一種獨具的主觀意識。對于經緯天下的治國者而言，“度量”如何，于事業成敗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公元前494年，吳國敗越于夫椒，越王勾踐表面服輸，暗地里卻“臥薪嘗膽”，19年后，翻回手突襲吳國。越國能反敗為勝，是勾踐善用人才、勵精圖治之外，又特別注重瓦解敵方的君臣關系，將“重寶以獻遺太宰嚭”，讓伯嚭挑撥夫差與伍子胥的關系，逼迫賢能的伍子胥自刎。夫差被越圍困時，寫下一封信用箭射給越國的謀臣文種、范蠡：“吾聞狡兔以死，良犬就烹，敵國如滅，謀臣必亡。今吳病矣，大夫何慮乎？”夫差是悔也無及，可信里的話卻是針針見血（范蠡引退而全身，文種戀棧被迫自裁）。這說明夫差臨終時已經悟到：一國之主有無選賢任能的度量襟懷，是事業成敗之關鍵;可對取勝者而言，“度量”二字又會急遽地發生變異。

劉邦拜韓信為大將時，韓信評價項羽：“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意思是：匹夫之勇不足為訓，善用人才則天下無敵。劉邦登上皇位，評價張良、韓信、蕭何時，對此“三杰”接連使用了三個“吾不如”。劉邦的總結非常到位，體現出領導者之度量，集中在選賢任能的襟度、魄力上。

度量的效用如此顯著，說到底只是事物的一個方面，令歷代精英所解不開的是：帝王家這等度量，是以“勢當兩立”為前提的。精英群落里，張良是個罕見的佼佼者。眼見滅楚之后，鯨布、彭越、韓信在同一年（公元前196年）相繼被劉邦除掉，再加上文種、范蠡的不同下場，張良很快就省悟，還是夫差的那封信點中了要害：敵手如在，統治者是解衣推食，盡量利用人才之優長，敵手一旦被扳倒，統治者則立即翻回手遽擊內部人才之短板——這就是帝王們所深深隱藏著的“回馬槍”。于是，他堅決地脫屣繁華，躲進秦嶺深處辟谷去了。

文治與武功，在一個帝王家手底是日月那樣的難于并舉，李世民則是個例外。論武功，與李世民齊肩者不乏其人，若論文治，史冊上則無出李世民之右者。登上龍椅，李世民沒有毀棄功臣，“鸞鳳凌云，必資羽翼”，尤其是對魏徵的任用，非常耐人尋味。

魏徵比李世民年長19歲，公元618年被李建成用為幕僚。眼見李世民功業日隆，嚴重威脅到太子的地位，便多次告誡建成要先發制人，否則，后果不堪。玄武門骨肉相殘的惡斗過去之后，李家多位親人栽倒于血泊之中，李世民召征責之曰：“汝離間我兄弟，何也？”這是仇人相對時分外眼紅的質問，眾皆為之危懼。而魏徵卻慷慨自若，從容對曰：“皇太子若從臣言，必無今日之禍。”魏徵沒有服軟，只悔怨建成未聽他的話，才致成目前慘局。可誰也料想不到，李世民這時候反而是抽回了架在魏徵脖頸上的鋼刀，轉拜其為諫議大夫。一反常規而重用敵手，李世民是一時的心血來潮嗎？

玄武門政變之前，李世民早就注意到魏徵。他曾經聽魏徵的兩位前上司說起過魏徵其人，李密承認自己沒有聽從魏徵的十策是失敗的原因之一，竇建德認為魏徵是千古奇才，只是運氣總是晦氣。魏徵后來被建成用為幕僚，說服建成掛帥出征，運用攻心之術，沒打什么大仗就收服了山東、河北，樹起了文武全能的高巍形象;而且在征戰山東的過程中結識了羅藝、李援等強手，太子地位益發牢固。嗣后，李世民與建成明爭暗斗，并沒占到多少便宜，身邊的謀士房玄齡、杜如晦反被趕出了秦王府，逼得他不得不鋌而走險，發動武裝政變。自不同的角度，李世民算是全面見識了魏徵的本事與才干。

李世民好學深思，極善于審時度勢。前朝的楊廣是排擠了兄長、扼殺了父皇才上得龍椅的，而自己是殺死兩個兄弟才奪得皇位的，政變僥幸成功，可在法統和道德上卻是輸得精光，下一步倘不能在文治上有所建樹，與楊廣能有什么區別呢？然而，武功迥異于文治，眼前治國理政的棘手難題，憑仗馬背上的那一套是無法奏效的。所以，心里早就暗暗籌劃著，要重用魏徵這個千古難得的人才。

李世民襟懷博大，度量如海，其收效也極其顯著。“由于唐太宗不拘一格，廣開言路，重用賢才，使得他統治的時期，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少有的升平時期，出現了有名的‘貞觀之治’。”（習近平語）魏徵在李世民身邊17個春秋，后人盛贊貞觀之治，首先歸功于李世民，再者就是魏徵。

檢點歷史，可以推知，一個清醒的領導者的襟懷度量，是從實踐中取得的，形成之后也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其變化的流程與軌跡，個人心理素質固然是決定性的因素，但也不能輕忽不斷發展變化著的外部環境。

襟懷磊落一丈夫

袁枚、蔣士銓、趙翼并稱乾隆三大家，蔣、趙推重袁枚，其詩集皆請袁枚為序。袁枚的文章里，我尤其喜愛《記魯亮儕》。

魯亮儕在河南總督田文鏡門下供職。田公位高權重，以嚴厲苛刻著稱。有一天好事來了，田公命令魯亮儕去摘取中牟縣李令的官印，并就此代理縣令。魯亮儕去了中牟，很快又折了回來，起因是深入了解之后，他認定李令是個賢能的官員，別人的彈劾雖非誣告，可內中的情由卻值得體憫。魯亮儕違背田公之令，決心放棄這個誘人的官位。

田公麾下的提、鎮、司、道各級官員，對田公都服帖、敬畏。魯亮儕回省之后，先去拜見布政司、按察司，詳細稟報了事情的內情、原委。兩司皆曰：“魯亮儕呀，你難道犯喪心病了嗎？哪有你這樣辦事的？這種事在別處尚且不許，何況田公！”

文章緊要處，是魯亮儕翌日一早面見田公。眼見田公就要發火，斡旋其間的兩司趕忙拜伏請罪：“是我們平時教誡不力，才有魯亮儕這樣狂妄悖理的官員。這事交給我們，我們嚴厲審訊他在中牟縣拉派作弊的罪行。”魯亮儕脫下官帽，當即向前叩頭，大聲說道：對呀，應當這樣。可我請求把話說完（下面是魯亮儕的原話）——

裕（亮儕名之裕）一寒士，以求官故，來河南。得官中牟，喜甚，恨不連夜排衙視事。不意入境時，李令之民心如是，士心如是，見其人，知虧帑故又如是。若明公已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沽名譽，空手歸，裕之罪也。若明公未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歸陳明，請公意旨，庶不負大君子愛才之心與圣上以孝治天下之意。公若以為無可哀憐，則裕再往取印未遲。不然，公轅外官數十，皆求印不得者也。裕何人，敢逆公意耶！

他簡要表明自己赴任經過兼及改變初衷的原因。接著，話鋒直指田公：我說的這些情況，大人如果事前了然于胸，我這樣復命，那就是我的罪了;如果大人不了解內中情由，我今天回來申明原委，或許可以不辜負大人的愛才之心（李令有才能），同時也不辜負圣上以孝治理天下的意旨（李令是借俸盡孝才虧損帑庫的）。大人這次差遣，是額外地抬舉我、器重我，我非常感激，在你的厚愛之下，我如果輕義重利，順水推舟，只顧惜自己榮耀晉升，這能對得起你對我的苦心栽培嗎？

百余字的辯解委婉、懇切，實則是勁氣如龍，綿里藏針：一，你沒有調查研究，撤換李令的決策是個失誤。二，如果將李令與我一并治罪，既不符合圣意，也只能證實你的愛才之心是個虛偽的幌子（隱喻你的人品有問題）。三，你假如要維護尊嚴，一言九鼎，將錯就錯，那就另外派員去吧。

魯亮儕心里清楚，二司昨天已將這件事向田公稟報過了，田公沒有表態，顯然也沒有收回成命的意思（因為摘印事宜非同兒戲，已經寫成給皇帝的奏章送出去了）。在大庭廣眾之中面對怒氣滿腔、亟欲發作的田公，魯亮儕這是站在懸崖上的孤注一擲，也是鷹擊長空的最后一搏。

這里刻畫田公，僅用“面鐵色、乾笑、默然、變色、下階”之類扼要平實的字眼，簡潔利落，便將其復雜、劇烈的心理活動揭示得淋漓盡致。至于兩司的法內含情、恭謹慎微，著意袒護又暗中示意魯亮儕“趕快退下”的微妙眼神，更將大堂上劍拔弩張的森嚴氣氛推至極致——此時此際，端的是石欲破而天欲裂。全文在繁簡搭配與細節運籌上精裁慎減，步入了爐火純青的境地。圍繞魯亮儕，以中牟縣的所見所聞遠相映照，回省之后，以兩司及轅門之上下層層設襯，這些都是簡而又簡，點到即止;可在閻羅殿似的決斷場合，魯亮儕的剖腹辯白則是緊矢密鏃，不惜占用全文五分之一的篇幅。文勢如海外天風，開闔倏忽，充分顯示出“文心雕龍”者卓越的駕馭能力。

魯亮儕“騎驢”進入中牟，面對著陳述內情而潸然泣下的李令時，面對摘印大事，當如何措手呢？文中這樣描述：

魯曰：“吾暍甚，具湯浴我！”徑詣別室，且浴且思，意不能無動。良久，擊盆水誓曰：“依凡而行者，非丈夫也！”具衣冠辭李，李大驚曰：“公何之？”曰：“之省。”與之印，不受;強之曰：“毋累公！”魯擲印鏗然，厲聲曰：“君非知魯亮儕者！”竟怒馬馳去。

漢字的運作是相當神奇的。“丈夫”，本指成年男子或女子配偶，可在前邊加一個“大”字，立馬就跨界升華而成為懷大志、有氣節、敢作敢為的巍然形象了。魯亮儕反復斟酌時脫口而出的“丈夫”二字，當屬“大丈夫”也。大千世界，男兒如沙，這里的“丈夫”只可能是沙里淘金的結果。

在這里，假如沒有“且浴且思”而“擊盆水誓”的細節鋪墊，嗣后的“擲印鏗然”、“怒馬馳去”，會顯得突兀、生硬。“怒馬馳去”，一如云際閃電，又與文之收尾遙相對應，照拂著魯亮儕“武藝尤絕”的巋然身影。騎驢換成騎馬，緩行化為馳去——這類簡單的行色置換，袁枚筆底是一絲不茍的。此文不單使魯亮儕智勇過人的大丈夫形象須眉畢現，田文鏡威嚴的心理素質也悄悄然負重提升，令人敬服。簡約的文字在袁枚筆底化作了勁弩強弓，平射則裂石殺虎，仰射則穿喉墜雕，足見散文細節之巧妙運籌是何等神奇。

讀者或許要問，袁枚與魯亮儕的關系，非尋常吧？袁是杭州人，魯是麻城人，袁枚23歲那年，只是在保定的一間廂房里，從側面窺視過向上峰稟報工作的年已七旬的魯亮儕。動意寫這篇文章，則是“魯公卒已久”（20多年以后）的事情了。緣起是在南京偶然聽到“葛聞橋”其人提說到“摘印”之事，袁枚才決心要寫寫這位“奇男子”的。

全文不過千字，為什么能將仕途波瀾描繪得這樣顯豁、逼真呢？袁枚曾先后在溧水、江浦、沭陽、江寧諸縣當過6年縣令，對于官場上下有著超乎尋常的認識。正因為袁枚與魯亮儕的閱歷、精神暗相契合，既致成寫作的靈感源頭，更是此文得以成功的根柢所系，自然，也寓有作者自抒性情、自度抱負的深長用意。至于后來，有論家認為袁枚的作品致力于閑情逸致，缺少社會內容，恐怕是有些誤讀罷。

袁枚距今，二百年往矣。當今社會，見利疾趨，見害必躲，官癮愈來愈重者大有人在（簡直難以救藥），仕途傾軋排擠的惡習，也未能盡然掃蕩。既然生活中罕有正氣入骨、光明磊落的魯亮儕式的人物，像袁枚這樣的文學巨擘，失卻了植根的土壤，能不銷聲匿跡嗎？

泉臺聚首

日月運行不息，仿佛在暗示著人的靈魂不滅。靈魂不滅，相類似的某些靈魂，總會有個邂逅的時候。有一天，項羽、韓信、岳飛、楊虎城幾位恰巧遇到了一起。披露襟懷的機會著實難得，便各自敘說了在世時無法提及、處于九泉又窩得難熬的一番心里話。

項羽是不謙讓、不客氣的，率先開口：

楚與漢較量時，我是很瞧不起劉邦那小子的，覺得他怎么也不如我。直接與我過招的，主要是韓信、彭越、英布、陳平。

陳平，在魏王咎那里遭受讒言，投奔于我，曾隨我入關破秦，此人品質低劣，轉投劉邦之后，在關鍵時刻離間了我和范增的關系;失去亞父，我也就坐上了沒底的船。英布，土匪出身，因受秦律被鯨，又稱鯨布，后來又叛投劉邦。韓信嘛，早年是個乞食的叫花子，在我這里為治粟都尉，嫌官小，就轉投劉邦。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這些人在我手底，沒一個能被我擱在眼里。可他們一伙摸準了我的脾性，我又被“力拔山兮氣蓋世”迷住了眼睛，一時痰迷心竅，硬是被這伙沒名堂的小人活活地捺進了泥坑。烏江邊上，我大呼“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直到今天，我也想不出來我的話有什么破綻。

韓信見項羽提說到自己，擺手制止：

項王呀，事實證明你才是真正的英雄。我因為挫敗了你的“力拔山兮氣蓋世”，自己也就背上了你曾經背過的那個“包袱”。我說過你的弱點是婦人之仁。究竟什么是婦人之仁呢？不就是頭發長見識短，認不準人嘛。而我自己，就沒有跳出婦人之仁的圈子。劉邦與我閑聊，咨詢他能指揮多少兵士作戰，我說不過10萬。他說，你呢？我說，“臣多多益善耳。”他笑了：“你這么大的本事，怎么讓我給擒拿了？”我說：“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君臣之間，推心置腹，開誠布公，彼此把話能說到這么個地步，我韓信還能信不過他嗎？可誰能想到，我最后仍然是栽在他老兄的手底。呂后嘛，我本來是有戒心的，可怎么也沒有想到，我的大恩人蕭何竟與這個女人合謀，騙我進宮。他倆所設的騙局，實際上正是在按照劉邦的意圖暗中行事。你想想，假如劉邦沒有除去我的意思，呂后、蕭何，敢對我下毒手嗎？唉！世人稱我是一代名將，可最后卻翻在這樣一條陰溝里，這叫不叫“婦人之仁”？與其在鐘室被一伙女人長矛戳死，遠不如你老兄那樣縱橫馳騁，有美人、駿馬陪著，揮劍如龍，長歌當哭，戰死于烏江，來得痛快淋漓。

沉穩的岳飛冷靜地看了看項羽、韓信，說道：

二位說的都屬于內斗。我是在對異族作戰不斷取勝的形勢下被召回臨安的。秦檜以“莫須有”的罪名陷我于死地。難道他就是真正的兇手？十二道金牌催我從前線返回，金牌是高宗下的，我如果違旨，就是不忠。回到臨安，高宗命秦檜處置我，秦檜也的確是兇狠、殘酷。“臣子恨，何時滅？”在世時，我恨的是蹂躪我們國家的胡虜，現在冤沉九泉，你們說我該恨誰呢？

不管怎么說，在這個世界上，看起來事君能致其身的“忠”字是人生的底線。我岳飛倘是不忠，后人還會在山水絕勝的西湖邊修建“岳王廟”以香火供奉嗎？或許含有仰慕忠臣的意思。西湖邊上的名人墓日益增多。1954年，毛澤東在杭州，覺得西湖周圍墳墓太多，是讓活人與鬼為鄰，便對當時的浙江省公安廳廳長發話：“除了岳王墓等少數幾個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墳墓外，其他的應該統統遷到別處去。”清明節前一天的下午，在我墓前的花圈叢中，就有毛澤東敬挽的花圈。“忠奸”二字，形同冰炭，從來是不可混淆的。

至于800年后，汪精衛誣蔑我是個不能節制的軍閥，周作人提出秦檜的案應該翻一下。只要中華民族不滅亡，漢奸的這個念頭，永遠是黃粱美夢。

聽“精忠報國”的岳飛說到當代，慣于緘默的楊虎城開口了：

我比毛澤東恰好年長一個月。西安事變前夕，我收到過毛澤東寫的信。蔣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韙，執意要“攘外必先安內”，眼睜睜地要葬送中華民族。西安兵諫時抓了他，本不該放他走，可我聽了周恩來的規勸，還是依從張學良的意愿，釋放了他。一到南京，蔣介石翻回手腕扣押了好意送他的張學良，將我放洋，調離部隊，也就是調虎離山。國民黨軍隊里，我是首倡抗日的將領;抗戰爆發，我一心想回國抗日;返回到香港時，周恩來派張云逸趕來規勸我，千萬不能到南昌去見蔣介石。我思量，大敵當前，全面抗戰，國家正急于用人，全國上下都呼吁蔣介石釋放張學良，無論如何，他蔣介石總不至于不讓我上前線抗日吧。事實證明，我的想法非常幼稚——蔣介石將我關押了12年，逃往臺灣之前夕，殺了我全家四口，連妻子、兒子、小女兒一塊殺害。而蔣介石呢？是因為西安兵諫，他才轉向于抗日;由于抗日，他蔣介石才被譽之為民族英雄。我家四口人的鮮血，倒是為蔣介石染成了一頂“民族英雄”的紅帽子！

我在世時，斯世列強，無不認為中國是一塊肥肉。今天在座的各位和我一樣，僅僅是肉里的幾塊堅硬的骨頭而已。我的意思，一個人忠于民族、國家，這是天經地義的，可這個國家的統治者如果將他的個人利益、私家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整個國家只是為他提供服務的工具，我們這些人，還要不要忠于這樣的統治者呢？“忠”字固然崇高，難道“愚忠”也屬于崇高的范疇？

項羽一直昂著傲氣的頭顱，好像沒聽到楊虎城在說些什么，韓信、岳飛，神情專注，聽罷，陷入了沉思……

“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者也。”（羅貫中語）常人以為，凡被譽為英雄者，個個都是死得其所，死而無憾。實際情況呢？恰恰是：塵世知音少，幽泉暗恨多。

生命不可能逆轉，然而，造物主如果轉變思路，拆除陰陽之藩籬，人不管生前死后，言論無礙，有話盡可以和盤托出;倘真是那樣，眾多的英雄人物里，有些則很可能要脫下“英雄”的外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