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洵·辨奸論》唐宋八大家散文名篇鑒賞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①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疏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見王衍②，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③，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④，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⑤，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奸，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⑥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⑦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⑧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⑨。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愿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孫子⑩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11}。”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注】

①礎：柱子底下的石墩。②山巨源：山濤，西晉名士。王衍：西晉大臣，少年才華出眾。任宰相時清談誤國。③郭汾陽：唐代名將郭子儀，封汾陽郡王。盧杞：唐奸相，陷害忠良，搜括民財，后死于貶所。④不忮（zhì至）不求：不忌妒，不貪求。⑤惠帝：晉惠帝，為人癡呆。聞百姓餓死，問何不食肉糜。⑥德宗：唐德宗，在位25年，局勢日壞。曾問左右：“人皆言盧杞奸邪，朕獨不覺，何也？”⑦容：或許。⑧囚首喪面：不梳頭，不洗臉，像個囚犯。⑨慝（tè特）：邪惡。⑩孫子：孫武，春秋時戰(zhàn)國人，著名的軍事家，著有《孫子兵法》。{11}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在敵人還沒有準備好陣勢時候，要迅速初級擊敗敵人，沒有激烈的戰(zhàn)爭，卻能取得戰(zhàn)爭的勝利。

關于《辨奸論》這篇文章的作者和主題，一直爭論頗多，學者考證是他人假借蘇洵之名所作，也有人認為蘇洵在文中誹謗王安石，是“不近人情”的作品。不管作者真人怎樣，也無論作者對王安石的看法多么偏激，這篇看起來是“錯誤”的東西，卻借助作者的文采和論述，千余年來傳頌不絕，可見《辨奸論》還是有許多值得鑒賞之處的。

本文通過分析一些自然現(xiàn)象和社會現(xiàn)象，從而得出“見微知著”的結論，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識別人的標準。文章一開頭就將天象和人事進行比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難以掌握，并證明這是“好惡”和“利害”的原因造成的：“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

文中，作者先列出了歷史上山濤和郭子儀對王衍和盧杞的評論，然后發(fā)表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兩個人的評論雖有道理，但是有所偏頗，因為有所疏漏，無法令人信服。這也為最后一段的“今有人”打下了鋪墊，使得對后文的刻畫水到渠成，順理成章。可以說，論證之嚴密，筆鋒之犀利，令讀者備感酣暢淋漓。

特別要指出的是，作者在《辨奸論》的結尾表示，希望自己的話不要應驗。其言不中，人們僅僅認為他的話說過頭了；其言不幸而中，他雖然會獲得“知言之名”，而天下則將“被其禍”。全文都是圍繞著“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展開論述的，中心是強調“辨奸”，認為王安石是“大奸”，希望朝廷“見微而知著”，不要“舉而用之”。不管作者和“今有人”之間的關系是如何緊張，從《辨奸論》總的精神看，并不是在發(fā)泄個人私憤，而是在為“天下慮”。

后人評論

茅坤《唐宋八大家•蘇文公文鈔》卷八：“養(yǎng)奇杰之才而特契出古者議能一節(jié)，以感悟當世，直是刺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