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燕喜亭記

韓愈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從二人者行于其居之后，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椔翳;卻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洼者為池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

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俟德之丘”，蔽于古而顯于今，有俟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日“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

于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于其側者，相接也，而莫值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人商洛，涉淅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荊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由郴逾嶺。猿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于山水飫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于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這篇亭記約作于貞元二十年(804)年。其時，韓愈貶為陽山(今屬廣東)令，王仲舒(字弘中)貶為連州(今廣東連縣)司戶參軍。由于兩人遭遇相同，心境相似，所以在王仲舒建亭之后，韓愈為它命名，并寫下這篇亭記。從內容來看，有三個特點。

第一，敘說燕喜亭自然環境的發現。王仲舒和僧人景常、元慧在“丘荒之間”，登高而望，才發現亭址“異處”。但是，作者在寫法上，引而不發，故意蓄勢，不直接寫“異處”之所以“異”，而是寫斬茅、發石，“輦糞壤，燔椔翳”，經過辛苦經營，被湮沒已久的奇景顯現出本來面貌;“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洼者為池而缺者為洞”。在寫法上，有三點值得重視。首先在敘述開發經營和自然美景之間，加“卻立而視之”連接，實為傳神之筆。經營之時，不及審視，經營之后，才“立而視之”，這不僅符合生活實際，而且別具情味，人們常常對自身的勞動成果有特殊的感情。其次，在“出者突然成丘”等三句之后，綴以“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強化了丘、谷、池、洞的神奇性。再次，行文中句式多變化，“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椔翳”和“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洼者為池而缺者為洞”兩組句，本來都可組成句式相同的排比句，但作者追求整齊中的變化、變化中的整齊，在兩句整齊的句式之后，就改變句式，但改變后的句式，又和前邊的句式相配襯。

第二，移情于物，在景物的命名上寄托自己的情思。所謂“有俟之道”就是“蔽于古而顯于今”，故而為亭址所在的小丘取名為“俟德之丘”，用以說明小丘之美有待于發現，而被埋沒的人材只要注重道德修養，也必定會顯豁于未來的。文中對谷、瀑、洞、池的描述，冠以“謙受”、“秩秩”、“寒居”、“君子”等詞，目的也在于借物言志，以顯示人格價值和道德素養。它既是在贊揚王仲舒的高尚品格，也是自我心跡的顯示。在封建社會網絡的結構中，韓愈有其特殊的位置，他具有進步思想，敢于直諫，但始終念念不忘“天澤”和“出高而施下”的信條;他既要堅持廉潔政治，卻又無力改變腐朽的政治，這就必然地造成了他人生的悲劇。但是他身處逆境，而志節不衰，這又是難能可貴的。當王仲舒建亭之日，他為新亭命名，依然不忘對理想人格的追求，不忘對王仲舒高尚品格的肯定，祝愿他象魯僖公那樣內外歡洽，多福長壽，因而根據《詩經·魯頌·悶宮》“魯侯燕喜”，為新亭取名為“燕喜亭”。

第三，以孔子在《論語·雍也》中所說的“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為議論中心，先借州民之口，以層進之法，突出燕喜亭周的佳美。然后筆鋒一轉，寫王仲舒發現亭址，乃是“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這倒不是宣揚天意，而是借此突出王仲舒的品格，說明只有象他這樣的人才能發現這樣奇異之景。最后總結說王仲舒的德行、愛好正與孔子所說的仁智之樂相符合，這又進一步突出了王仲舒，將他樂山樂水的道德人格和高雅情懷，提高到圣人贊許的高度。寫到這里，已經水到渠成，符合圣人之道的人是不會被埋沒的，故而說：“吾知其去是而羽儀于天朝也，不遠矣”。值得玩味的是，文中說王仲舒貶官“自藍田入商洛，涉淅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荊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由郴逾嶺。猿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的自然景觀，既是王仲舒的經歷和所見，也是韓愈由監察御史貶陽山令的經歷和所見。如果說這一段在明里是借山水風景來寫王仲舒，那么暗地里卻是寫自己的樂山樂水，并且同樣是智者兼仁者，自然而然也是“去是而羽儀于天朝也不遠”的。這種“暗渡陳倉”的手法，確乎稱得上鬼斧神工，運化無痕。就全篇而言，寫景記亭只是寫人的陪襯，在構思上和柳宗元的《愚溪詩序》有著異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