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人最后之覺悟

陳獨秀

人之生也必有死，固非為死而生，亦未可漠然斷之曰為生而生。人之動作，必有其的，其生也亦然。洞明此的，斯真吾人最后之覺悟也。世界一切哲學、宗教，皆緣欲達此覺悟而起。茲之所論，非其倫也。茲所謂最后之覺悟者，吾人生聚于世界之一隅，歷數千年，至于今日，國力文明，果居何等·易詞言之，即盱衡①內外之大勢，吾國吾民，果居何等地位，應取何等動作也·故于發論之先，申立言之旨，為讀者珍重告焉。吾華國于亞洲之東，為世界古國之一，開化日久，環吾境者皆小蠻夷。閉戶自大之局成，而一切學術、政教悉自為風氣，不知其他。魏、晉以還，象教②流入，朝野士夫，略開異見。然印土自己不振，且其說為出世之宗，故未能使華民根本丕變③，資生事之所需也。其足使吾人生活狀態變遷而日趨覺悟之途者，其歐化之輸入乎·歐洲輸入之文化，與吾華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質極端相反。數百年來，吾國擾攘不安之象，其由此兩種文化相觸接、相沖突者，蓋十居八九。凡經一次沖突，國民即受一次覺悟。惟吾人惰性過強，旋覺旋迷，甚至愈覺愈迷，昏聵糊涂，至于今日。綜計過境，略分七期：第一期在有明之中葉，西教、西器初入中國，知之者乃極少數之人，亦復驚為“河漢”④，信之者惟徐光啟一人而已。第二期在清之初世，火器、歷法見納于清帝，朝野舊儒，群起非之，是為中國新舊相爭之始。第三期在清之中世鴉片戰爭以還，西洋武力，震驚中土，情見勢絀，互市局成。曾、李當國，相繼提倡西洋制、械練兵之術，于是洋務、西學之名詞，發現于朝野。當時所爭者，在朝則為鐵路非鐵路問題，在野則為地圓地動、地非圓不動問題。今之童稚皆可解決者，而當時之頑固士大夫，奮筆鼓舌，嘵嘵⑤不已，咸以息邪說、正人心之圣賢自命。其睡眠無知之狀態，當世必覺其可惡，后世只覺其可憐!第四期在清之末季甲午之役，軍破國削，舉國上中社會，大夢初覺。稍有知識者，多承認富強之策，雖圣人所不廢。康、梁諸人，乘時進以變法之說，聳動國人。守舊黨尼之，遂有戊戌之變。沉夢復酣，暗云滿布，守舊之見，趨于極端，遂積成庚子之役。雖國幾不國，而舊勢力頓失憑依，新思想漸拓領土，遂由行政制度問題，一折而入政治根本問題。第五期在民國初元甲午以還，新舊之所爭論，康梁之所提倡，皆不越行政制度良否問題之范圍，而于政治根本問題去之尚遠。當世所詫為新奇者，其實至為膚淺。頑固黨當國，并此膚淺者而亦抑之，遂激動一部分優秀國民，漸生政治根本問題之覺悟，進而為民主共和、君主立憲之討論。辛亥之役，共和告成，昔日仇視新政之君臣，欲求高坐廟堂、從容變法而不可得矣。第六期則今茲之戰役也。三年以來，吾人于共和國體之下，備受專制政治之痛苦。自經此次之實驗，國中賢者，寶愛共和之心，因以勃發;厭棄專制之心，因以明確。吾人拜賜于執政，可謂沒齒不忘者矣。然自今以往，共和國體果能鞏固無虞乎·立憲政治果能施行無阻乎·以予觀之，此等政治根本解決問題，猶待吾人最后之覺悟。此謂之第七期民國憲法實行時代。今茲之役，可謂為新舊思潮之大激戰。淺見者咸以吾人最后之覺悟期之，而不知尚難實現也。何以言之·今之所謂共和、所謂立憲者，乃少數政黨之主張，多數國民不見有若何切身利害之感而有所取舍也。蓋多數人之覺悟，少數人可為先導，而不可為代庖。共和立憲之大業，少數人可主張，而未可實現。人類進化恒有軌轍可尋，故予于今茲之戰役，固不容懷悲觀而取卑劣之消極態度，復不敢懷樂觀而謂可躊躇滿志也。故吾曰：此等政治根本解決問題，不得不待諸第七期吾人最后之覺悟。此覺悟維何·請為我青年國民珍重陳之。(一) 政治的覺悟　吾國專制日久，惟官令是從。人民除納稅、訴訟外，與政府無交涉。國家何物，政治何事，所不知也，積成今日國家危殆之勢。而一般商民，猶以為干預政治，非分內之事。國政變遷，悉委諸政府及黨人之手。自身取中立態度，若觀對岸之火，不知國家為人民公產，人類為政治動物。斯言也，歐美國民多知之，此其所以莫敢侮之也。是為吾人政治的覺悟之第一步。吾人既未能置身政治潮流以外，則開宗明義之第一章，即為決擇政體良否問題。古今萬國，政體不齊，治亂各別。其撥亂為治者，罔不舍舊謀新，由專制政治，趨于自由政治;由個人政治，趨于國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趨于自治政治。此所謂立憲制之潮流，此所謂世界系之軌道也。吾國既不克閉關自守，即萬無越此軌道、逆此潮流之理。進化公例，適者生存。凡不能應四周情況之需求而自處于適宜之境者，當然不免于滅亡。日之與韓，殷鑒不遠。吾國欲圖世界的生存，必棄數千年相傳之官僚的、專制的個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國民政治也。是為吾人政治的覺悟之第二步。所謂立憲政體，所謂國民政治，果能實現與否，純然以多數國民能否對于政治自覺其居于主人的、主動的地位為唯一根本之條件。自居于主人的、主動的地位，則應自進而建設政府，自立法度而自服從之，自定權利而自尊重之。倘立憲政治之主動地位屬于政府，而不屬于人民，不獨憲法乃一紙空文，無永久厲行之保障。且憲法上之自由權利，人民將視為不足重輕之物，而不以生命擁護之，則立憲政治之精神已完全喪失矣。是以立憲政治而不出于多數國民之自覺、多數國民之自動，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賢人政治，其卑屈陋劣，與奴隸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賢相施行仁政，無以異也。古之人希冀圣君賢相施行仁政，今之人希冀偉人大老建設共和憲政，其卑屈陋劣，亦無以異也。夫偉人大老，亦國民一分子，其欲建設共和憲政，豈吾之所否拒·第以共和、憲政，非政府所能賜予，非一黨一派人所能主持，更非一二偉人大老所能負之而趨。共和、立憲而不出于多數國民之自覺與自動，皆偽共和也、偽立憲也，政治之裝飾品也，與歐美各國之共和、立憲絕非一物。以其于多數國民之思想人格無變更，與多數國民之利害休戚無切身之觀感也。是為吾人政治的覺悟之第三步。(二) 倫理的覺悟　倫理思想，影響于政治，各國皆然，吾華尤甚。儒者三綱之說，為吾倫理政治之大原，共貫同條，莫可偏廢。三綱之根本義，階級制度是也。所謂名教，所謂禮教，皆以擁護此別尊卑、明貴賤之制度者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獨立之說為大原，與階級制度極端相反。此東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嶺也。吾人果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憲制，復欲倫理上保守綱常階級制，以收新舊調和之效，自家沖撞，此絕對不可能之事。蓋共和立憲制，以獨立、平等、自由為原則，與綱常階級制為絕對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廢其一。倘于政治否認專制，于家族社會仍保守舊有之特權，則法律上權利、平等，經濟上獨立生產之原則，破壞無余，焉有并行之余地·自西洋文明輸入吾國，最初促吾人之覺悟者為學術，相形見絀，舉國所知矣;其次為政治，年來政象所證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殘之勢。繼今以往，國人所懷疑莫決者，當為倫理問題。此而不能覺悟，則前之所謂覺悟者，非徹底之覺悟，蓋猶在惝恍迷離之境。吾敢斷言曰：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

原載1916年2月15日《青年雜志》第1卷第6號

〔注釋〕　①盱(xū)衡：觀察;縱觀。　②象教：佛教。　③丕變：大變。　④河漢：銀河。比喻言論迂闊，不切實際。語出《莊子·逍遙游》。一個叫肩吾的人，向一個叫連叔的人請教說：“吾聞言于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⑤嘵嘵(xiāo)：吵嚷;嘮叨。〔鑒賞〕　文章的宗旨是倡導思想啟蒙，批判傳統綱常名教與封建等級制度，要求在思想文化上進行一次徹底的革命。陳獨秀梳理了外來文化傳入中國以來的過程。一次是古代，為佛教的傳入;一次是近代，為西方文化(“歐化”)的輸入。佛教的傳入，沒有使國民心態發生根本的變化，而歐洲文化與中華固有文化，“其根本性質極端相反”，所以兩種文化相接觸、相沖突，勢必釀成“吾國擾攘不安之象”，但是“凡經一次沖突，國民即受一次覺悟”。陳獨秀分七期來講自明代中葉開始中西文化“沖突”所引起的“覺悟”。一、二期是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把基督教傳入中國。隨同一起進來的，主要是天文歷法與大炮。此時沖突已有，但范圍較小。三期自鴉片戰爭始，人們見識了船堅炮利、聲光化電的奇妙，覺悟到要學習西方的軍事工業、制造業與科學技術，“于是洋務、西學之名詞，發現于朝野”。四期為甲午戰爭后，泱泱大國敗于蕞爾小國日本，“舉國上中社會，大夢初覺”。北洋海軍全體覆沒，人們認識到“歐化”還有根本的東西。于是有政治制度的改良，戊戌變法應運而生。變法失敗了，“覺悟”還在持續，廢科舉、興學校、辦實業等思想盛行于世。五期讓一部分優秀國民“漸生政治根本問題之覺悟”，結果是辛亥革命的發生，神州大地首次不見君主專制，共和體制出現。六期是民國之后數年間，“吾人于共和國體之下，備受專制政治之痛苦”。七期的現況是，“猶待吾人最后之覺悟”的“新舊思潮之大激戰”。作出上述梳理后，陳獨秀以為，“吾人最后之覺悟”的時刻到來了。必須發動一場思想文化上的革命，用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制度及其學說(“以獨立、平等、自由為原則”)，來否定封建的等級制與綱常名教(“綱常階級制”)。要理解這一點，應當聯系民初中國的狀況來考量。皇帝被驅逐出中國的政治舞臺，歷史不再反復重演那種改朝換代的把戲，辛亥革命迸射出耀眼的光芒。但是政治制度的鼎革，卻沒有終結新與舊的沖突，帝制余孽、封建遺老出于政治上的需求，把文化上尊孔復古當作政治上復辟“綱常階級制”的橋頭堡。資產階級革命派締造了民國的基礎，袁世凱卻得到了民國的名器。遍布于全國各地的尊孔團體，是袁世凱復辟帝制的重要社會基礎之一。袁世凱為做洪憲皇帝，不遺余力地支持文化上尊孔復古的活動，這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打倒孔家店”口號風靡神州大地的緣由。也如孫中山《討袁檄文》中所說：“卒以非法攘攫正式總統，而祭天祀孔，議及冕旒，司馬之心，路人皆見。”吳虞一語點明了尊孔與袁世凱復辟帝制的內在關聯：“君主不假儒教之力，則其位不固。故洪憲建元之皇帝，而首制祭天祀孔之大典;儒孔教與君主，蓋相得而益彰者也。”(《康有為君臣之倫不可廢駁議》)陳獨秀發表此文是在1916年2月15日，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是在同年3月3日。陳獨秀所說的，“吾人果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憲制，復欲倫理上保守綱常階級制，以收新舊調和之效，自家沖撞，此絕對不可能之事”，正是他對時局所作出的正確預判。為了不讓“絕不可能”局面的出現，陳獨秀疾呼，“倫理的覺悟”是“吾人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是進行“新舊思潮大激戰”的先決條件。細繹陳獨秀“倫理”一詞，不難知曉，決非單純思想上的內涵。它包括了“三綱”、“階級制度”、“名教”、“禮教”、“別尊卑、明貴賤之制度”等，也就是封建專制制度及維護此種制度的意識形態。陳獨秀很清楚，幾千年舊體制所留下的文化心態，如同一塊板結了的土壤，使共和制難以把自己的根須扎進社會的深處。與“吾倫理政治”告別，而代之“以自由、平等、獨立之說為大原”的“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就是當務之急。因為后者與“綱常階級制”相反，為“東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嶺”。陳獨秀說的“新舊思潮大激戰”，實質上是西方近代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決戰。因“歐化”引起的“覺悟”，從有形的船堅炮利、聲光化電，中經政治制度，再到無形有思想文化，這才算是到了最后的、根本性的“覺悟”了。新文化運動的合理性與必然性，就毋庸置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