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吳志根

《元史》二百一十卷，明朝宋濂、王祎等撰，是一部按本紀、志、表、列傳的體例編纂的紀傳體史書。它比較系統地記載了元朝的興亡歷史和文物典章制度，是學習和研究元代歷史的主要史書。

本紀四十七卷，紀太祖、太宗、定宗、憲宗、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明宗、文宗、寧宗、順帝等十四朝的歷史。其中多載詔令奏疏；除順帝紀外，多取材于實錄。世祖紀和順帝紀共二十四卷，占本紀的一半以上，而蒙古前四汗，即太祖、太宗、定宗、憲宗的本紀又過于簡略；太宗、定宗合一卷，定宗死后三年之間竟未記一事。前四汗本紀，特別是太祖本紀，記述了十三世紀初蒙古族的興起，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建立國家，并東征西討、向外擴張的情形。但由于前四汗時期蒙古國家制度草創，注重軍事而不注重文化歷史，未設史官，疏于記載，所以明初修史時限于史料而失于簡略。特別是關于幾次西征，語焉不詳。幸有波斯人拉施德丁撰《史集》和志費尼撰《世界征服者史》可資補正。世祖本紀詳述忽必烈率兵南下，逐漸采用漢法，建立元朝，滅金滅宋，統一中國，各種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封建制度的建立，以及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斗爭等，是本紀中最詳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元朝中期，由于國家的統一和社會相對地比較安定，使農業生產得到恢復和發展，手工業生產取得了顯著的進步，商業、中外經濟文化交流、城市經濟空前活躍，這些，在元朝中期諸帝的本紀中都有一定程度的反映順帝本紀也較詳，有十卷，比較集中地反映了元太民族矛盾、階級矛盾的加劇以及元末農民起義等情形。

《元史》志五十八卷，其中《選舉》、《百官》、《食貨》、《兵》、《刑法》等志，取材于元朝虞集主修的《經世大典》，內容比較豐富、充實，詳記了元朝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各項典章制度，是研究元朝政治、經濟制度的重要資料。《天文》、《歷》兩志，多取材于郭守敬的《授時歷》，反映了元朝天文歷算的進步，有的已居當時世界各國的前列。《地理志》反映了元朝遼闊的疆域和地理建置，特別是行省的設立，開我國行省制的先河。《元史》表八卷，記后妃、宗室世系、諸王公主、三公、宰相，其中，元初世系比較簡略，宰相表或有姓無名，諸王表或有封號無人名，甚為粗陋。列傳九十七卷，取材于歷朝實錄、《元朝名臣事略》、《元文類》等，材料比較豐富。有些事件的記述可與本紀相參證，例如，《察罕帖木兒》傳、《答失八都魯》傳等關于元末紅巾軍起義的記載，可補順帝本紀之不足。

該書同其它“正史”相比，具有其鮮明的特點。首先，編修該書的時間特別早。元朝滅亡的當年，即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明太祖朱元璋就下令編修《元史》。第二年就組成了以李善長為監修，宋濂、王祎為總裁，趙塤等十六人為纂修的修史班子，立即開局編修。其次，該書編修的速度特別快，時間特別短。前后兩次開局編修，總共只用了三百三十一天的時間就全部完工。刻印也很快，洪武三年編修完畢，十月就刻版成功，僅用了三個月左右的時間。朱元璋等人如此急于編修前朝的歷史，無非是想通過修史來說明元朝的滅亡和明朝的建立都是奉天承運，天命所歸。同時想以元亡為鑒戒，鞏固自己的統治。

正因為《元史》倉促編成，所以就不可避免地產生較多的錯誤和缺漏。例如，元初開國功臣中，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朮、赤老溫等四人號稱“四杰”，但《元史》中赤老溫缺傳，列傳中雖有博爾忽之名，卻無史實，也等于無傳。號稱“開國四先鋒”之一的大將哲別也沒有立傳。元世祖忽必烈時代的名相和禮霍孫等重要宰輔大臣也沒有立傳。這些都是重大的缺漏。又如，列傳中有速不臺傳，又有雪不臺傳，有石抹也先傳，又有石抹阿辛傳，都是同名異譯，一人二傳。有完者都傳，又有完者都拔都傳，“拔都”是忽必烈賜給完者都的雅號，意為勇士，而修史者把完者都拔都誤作另一人，致使一人二傳。重喜已附傳于塔不已兒傳，又另立傳，如此等等，重復立傳的例子還有好幾個。再如，把揚州附近的瓜洲誤作甘肅的瓜州，把南平王禿魯誤作兀魯，此類地名人名的錯訛就更多了。過去舊史家批評《元史》不合史例，失于疏漏和冗繁，是有一定道理的。

盡管《元史》有這些錯誤和缺點，但它仍然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宋濂等修史時對全書各篇都不作論贊，“但據事直書，具文見意，使其善惡自見”(《凡例》)；加上時間倉促，對史料來不及進行較多的修飾，基本上是照抄照搬，只是略有刪節而已。因此舊史家批評《元史》多碑志之語、案牘之文；因仍舊文，“并無溶范”，等等。現在看來，這并不是缺點，而是一個優點，因為它基本上保留了元朝原始史料的本來面貌，比較接近實際。公元1368年(洪武元年)八月，元朝末代皇帝順帝北遁沙漠，明徐達軍進入大都(今北京)，盡得元朝“金匱之書”，成為編修《元史》的主要史料來源。《元史》本紀除順帝紀外，基本上是照抄元代各朝實錄，而這些實錄早已失傳。志、表，除順帝朝部分外，絕大多數取材于元文宗時修的《經世大典》，這部書現已大部分散失，它的許多內容唯賴《元史》各志保存下來。列傳除取材于實錄外，還取材于元代歷朝的后妃功臣列傳，這些官修傳記是根據家傳、神道碑、墓志等編撰的，所以也有一定的史料價值。

《元史》于洪武三年刻印的本子稱洪武本，也就是祖本。此后，明嘉靖年間南京國子監編刊《二十一史》時，依洪武舊版修補重刻《元史》，稱為南監本。明萬歷年間北京國子監重刻《二十一史》時，重刻《元史》，稱為北監本。到了清代，又有乾隆時依北監本重刻的武英殿本，道光年間重刻的道光本等。1935年商務印書館影印的百衲本，以殘洪武本和南監本合配在一起影印，最接近于祖本。1976年4月，中華書局以百衲本為底本，參照各種版本進行校勘，出版了新標點本，是目前最好的版本。

《元史》錯訛和缺漏較多，即使是明初受命編修《元史》的人也感到不滿意。例如，曾參與史局編修《元史》的朱右，在編完《元史》后就曾作《元史補遺》一書。此書雖已散佚，但從書名也可看出，《元史》缺漏太多，修史者自覺遺憾，所以要來補遺了。有明一代，盡管許多學者對《元史》不滿，但因為是太祖朱元璋下令修的，所以誰也不敢推翻重修，而只是做些正誤、續編、補遺的工作。明永樂年間胡粹中編了一部十六卷本的《元史續編》，就是一例。

《元史》多錯訛疏漏，人名不劃一，與《金史》、《宋史》不符處也甚多，所以，清人汪輝祖撰有《元史本證》五十卷，專論《元史》缺點。另有《遼金元三史同名錄》，也可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