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顧志華

《文史通義》內篇六卷、外篇三卷、補遺、補遺續各一卷，一百五十余篇，清章學誠著。這是一部縱論文史，品評古今學術的著作，全書匯集了作者研究文史之學的心得，有破也有立，對后人的啟發很大。在中國史學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章學誠，字實齋，號少巖，浙江會稽人。生于1738年(乾隆三年)，卒于1801年(嘉慶六年)，年六十四。他是清代杰出的史學評論家。在考據學盛行的乾嘉時代，他不埋頭于故紙堆，敢于獨樹一幟，大力提倡文史校讎之學，發表了許多很有價值的看法。雖然得不到世人的重視，仍不為所動，孜孜以求。他一生著作很多，撰述了《文史通義》、《校讎通義》，編寫了《和州志》、《永清縣志》、《湖北通志》等，《文史通義》是他的代表作。章學誠的著作生前未刊行，1832年(道光十二年)才由他的次子華紱首次刻印《文史通義》和《校讎通義》兩書，共十一卷。1921年劉承干的嘉業堂匯刻其全部著作為《章氏遺書》五十卷，1922年四川省立圖書館的《圖書集刊》又載有《章氏遺書逸篇》，他的著作大體上已收羅完備。章學誠的一生并不得志，他直到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四十一歲時才中了進士，但并沒有做官，一直靠替人修書作幕客過活。《文史通義》的撰述開始于1771年至1772年(乾隆三十六年至三十七年)，到他去世時還未全部完成，前后經歷了三十年的時間，可以說是一生精力的結晶。章學誠對史學的貢獻很大，主要表現在對當時脫離實際學風的批判和關于史書修撰的看法上。他的這些觀點，都已經充分反映在《文史通義》這部著作中了。

在《文史通義》中，章學誠系統地闡述了自己對史學的見解。他竭力主張史學要經世致用，既反對空談義理，又反對專務考索。史學是記人記事記載人類社會向前發展的一門學問，不能離開當時的社會實際。他批評惠棟、戴震等學者治學脫離政治脫離實踐的偏向，重視史學的教育作用，要求史學為鞏固封建統治服務。《文史通義》開頭兩卷中的《易教》、《書教》、《詩教》、《經解》、《原道》、《原學》、《浙東學術》等篇，從不同角度來論述史學的意義，很有價值。他強調“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浙東學術》)，力圖扭轉當時不良學風，這種勇敢的戰斗精神是很可貴的。他提出“六經皆史”的看法(《易教》)，認為“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報孫淵如書》)，擴大了史學的范圍。自漢代提倡尊孔讀經以來，歷代統治者一直將“六經”捧得很高。章學誠把“六經”看作是史，這就打破了封建經典的偶象，恢復了它的本來面目。他還進一步主張“道器合一”(《原道》)，做到理論、史料結合，更是體現了經世致用的主張。在史書修撰上，章學誠也有他自己的看法。他把史籍區分為“撰述”和“記注”兩大類(《書教》)，“撰述”是著作，自成一家之言，如班固的《漢書》，司馬光的《通鑒》，“記注”則是纂輯，是材料的排比，如劉歆賈護的《漢記》、劉恕、劉攽、范祖禹的《長編》。長期以來，我國史籍大都按史體進行分類，如紀傳體、編年體、紀事本末體等，章學誠按其功用來分類，既指出兩者缺一不可，各有用處，又同時說明“撰述”的價值遠高于“記注”，這是很正確的。章學誠十分強調史學的發展，歷史是前進的，史學也要隨之而變化，要“傳古”、“通今”(《答客問》)，要批判繼承過去的東西，不能拜倒在古人的腳下。他認為中國歷史著作的體裁，從《尚書》變為《春秋》，《春秋》變為《史記》、《漢書》，都有它們的進步性。他主張“詳近略遠”(《為畢制軍與錢宮詹論續鑒書》)，主張編寫通史，他特別稱頌司馬光和鄭樵，肯定他們的貢獻，這些都是很有見地的。唐代著名的史學評論家劉知幾曾提出史書的修撰者必須具備才、學、識“三長”的看法。章學誠在劉知幾的基礎上，又進一步指出“三長”還不夠全面，治史者必須要有“史德”，所謂“史德”，就是“著書者之心術”(《史德》)，這就是指史家作史能否忠實于客觀事實，做到善惡褒貶務求公正的一種品德。章學誠要求史家培養“史德”，端正心術，能客觀地去觀察事物，如實地反映歷史發展真相，不能根據私人的好惡任意加以褒貶，這是值得肯定的。他的“四長”說對我們今天治史工作者來說，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章學誠是我國方志學的奠基者。他提高了方志在史學中的地位，闡明了方志的性質、內容和體例。方志是由古代圖經發展而成的。自宋以后，方志漸多。但是從來目錄學家一直把它收入地理書類，認為它的作用只是考查山川形勢，風俗民情而已。章學誠對方志學的貢獻，首先是確定了方志的性質，“志乃史體”(《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是歷史而非地理，是以地區為中心的史書。他一再強調“有天下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傳狀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譜牒，一家之史也；部府縣志，一國之史也；綜紀一朝，天下之史也”(《州縣請立志科議》)。所謂“天下之史”，就是國史，綜記全國。“一國之史”，就是方志，專載一方。方志與國史有密切關系，可為國史之取裁，這就大大提高了方志的地位。章學誠規定了方志的內容應該以記載歷史文獻為主。對于方志的體例，也有獨創的見解。他認為搞方志“必立三家之學”，即“仿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仿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征”(《方志立三書議》)。章學誠的這些主張，曾經貫徹在他晚年所編的《湖北通志》里，但由于他中途去職，反對他的人，把他所修的通志原稿，全部加以竄改，原書沒有能夠流傳下來，這是很可惜的。

《文史通義》集中地反映了章學誠在學術上的造詣，總結了他杰出的史學成就。書中有許多精辟的見解，但也存在著不少封建糟粕。如他在《文史通義》的《婦學》、《婦學篇書后》、《詩話》等一些篇章中，明顯地表現出維護封建道德，宣揚封建倫理的思想。在對待維護封建統治等根本問題的見解上，也表現了一些階級偏見和時代局限。

《文史通義》是一部未完成之作。由于它沒有一個嚴密的著述義例，大多為應時借題而作，外篇更是以平時讀書隨感、序言題跋等形式來闡述自己的學術主張，所以內容比較龐雜，組織比較松弛，這也是一個缺點。《文史通義》的版本很多，1832年(道光十二年)他次子華紱首次刻于大梁，共有內篇五卷，外篇三卷。以后杭州、廣州、貴州等地都有內容相同的刻本，其中以道光末廣州伍崇曜《粵雅堂叢書》的重刻本影響較大。光緒年間，江標《靈鶼閣叢書》中收有《文史通義補編》一卷，但所補不多。直到1921年嘉業堂劉氏刻印《章氏遺書》五十卷。內《文史通義》增加內篇一卷，補遺八篇。這個《文史通義》刻本，收羅比較齊全，但是和華紱的大梁本差別較大，外篇三卷內容完全不同，它是根據舊抄本并依王宗炎所編的目錄編定的。這以后，上海廣益書局、全民書局、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均有刻本，商務印書館收入《叢書集成初編》，中華書局收入《四部備要》。解放后，1956年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劉公純的新標點本。此本根據《章氏遺書》本排印，增補了1922年四川省立圖書館《圖書集刊》登載的《章氏遺書逸篇》作為補遺續。這個本子雖然比較完備，但可惜的是大梁本的外篇三卷完全沒有收入，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缺憾。1961年，中華書局又重印了《文史通義》，除前言略作修改外，內容完全未動。希望今后能有更好的本子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