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張翼之

《二十二史考異》一百卷，清代錢大昕撰。

錢大昕(公元1728－1804年)字曉徵，一字及之，號辛楣，又號竹汀居士，晚年稱潛研老人。清代史學家、音韻學家和金石學家。江蘇太倉州嘉定縣(今屬上海市)人。乾隆年間進士，歷任翰林院庶吉士、編修、侍講學士，詹事府少詹事，提督廣東學政。但他淡于名利，公元1775年(乾隆四十年)其父病故，丁憂歸里，不復出仕。隨后，主講鐘山、婁東和紫陽書院二十多年，以潛心研究經(jīng)史而終。

在學術(shù)上，錢大昕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青年時期以詩文知名，后以治經(jīng)的方法轉(zhuǎn)而治史，先從文字、音韻入手，兼及歷算、金石、地理等。不過，他的主要成就是在史學，其他各種專門知識，他都兼收并蓄，以為史學研究服務。跟那些皓首窮治一經(jīng)一藝的儒者不同，錢大昕主張讀史應該經(jīng)世致用，反對疏空無用之學，他不專治一經(jīng)一藝，要做一個無經(jīng)不通，無史不精的通儒。他著述的態(tài)度也謹嚴踏實，做到了言必成理，事必有證。而且，立論也很精辟，非常強調(diào)要有自己獨立的見解。他不但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還能擇善而從，不固執(zhí)己見。在鐘山書院當院長時，就把《二十二史考異》的稿子跟朋友和學生們討論，凡是和前人暗合的地方，立即刪去，若得到學生的啟發(fā)，他一定把他們的姓名標出，以示不掠人之美。

錢大昕一生著述很多，匯刊為《潛研堂全書》。晚年，他自編《竹汀居士年譜》，還著有《元史稿》一書，可惜下落不明。

《二十二史考異》是錢大昕一生精力所注的結(jié)晶，仿照司馬光寫《通鑒考異》的體例寫成的。所謂“二十二史”，是從二十四史中除去《舊五代史》和《明史》，又將司馬彪《續(xù)漢書》的八志，從《后漢書》分出，別立為《續(xù)漢書》二卷，所以，總目上列為二十三史。錢大昕在四十歲以前，就對這二十二部史書反復校勘，“雖寒暑疾病，未嘗少輟，偶有所得，寫于別紙”，四十歲時，開始編排，到五十五歲時編成了一百卷，六十七歲時開始校刊，直到七十歲，才最后寫完全書，這已經(jīng)經(jīng)歷了他大半生的時間了。

《二十二史考異》是以考訂、校勘、訓詁見長的史學研究性著作。它對這二十三部史籍及其注釋進行了細致的文字校勘，既全面校，又重點校。不但校正文字，還考訂內(nèi)容，對記載有出入、有錯誤的地方，以及歷代典章制度、地理沿革等重大問題進行了審慎的考訂，使復雜、繁紛的歷史資料逐條得到疏通辨析，從而使后人能在正確可靠的史料基礎上，從事科學研究，避免因史實錯誤而得出錯誤的結(jié)論來，這正是本書價值最高的地方。

在考訂過程中，先列出原書中紀、志、表、傳的標題標題下少則一條，多則幾十條。每條的上半部列出要考的原文，緊接著列出證據(jù)，指出異同疑誤，有的還寫出按語，判明是非。例如卷五考訂《史記·貨殖列傳》中的一句話：“白圭曰：‘吾治生產(chǎn)，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錢大昕加按語說：“白圭當魏文侯時；而商鞅佐秦孝公。孝公即位，距魏文侯薨已二十五年矣。不得如《史》所言。”又如，為了訂正《宋史》，作者引用了六十多種書目與它對勘；寫完后，還覺得不夠，后來寫《諸史拾遺》，又補訂《宋史》九十條，增加了二十余種參考書。本書還有一種綜合研究的專條，這是一種類比的工作，常常要集合許多資料來加以說明。如卷二十八《魏書·崔玄伯傳》，有“加周兵將軍”，它就列舉《魏書》各傳所見晉兵、吳兵、楚兵和秦兵等將軍凡十一種，以及曾任過這些職務的人的姓名。不僅如此，本書更有一種考證性的專文，可以離開本書而獨立成篇。如卷九的《漢侯國考》，卷十五的《裴松之三國志注所引書》等。象這種能單獨成文的專題研究，是當時的校勘家沒有的，就是考據(jù)家當中也是少有的。

本書在考訂史實的過程中，還貫串了詳近略遠的原則。歷來的考據(jù)家，多偏重古代，錢大昕于宋、遼、金、元四史，用功較深，元史尤為專門。本書對《唐書》以后的七部正史的考訂，即達六十卷，其中《新唐書》和《宋史》各占十六卷，《元史》十五卷。錢大昕重視元史的研究工作，他認為，了解元朝，也就容易了解清朝了。

錢大昕是清代考據(jù)學界的巨子，他精通經(jīng)史，于天文、地理、金石、文字學諸方面，均有研究。所以，他可以以經(jīng)證史，以金石銘文及考古出土歷史文物同書本上的歷史文獻資料相印證。這就使得《二十二史考異》的考證超出了當時一般考據(jù)學家只能以史證史，或者以稗官野史來證“正史”的狹隘范圍，開創(chuàng)了王國維所謂的“二重證據(jù)”法的先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