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顧志華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二百卷，清紀昀(公元1724－1805年)等編撰。這是我國封建時代最后也是最大的一部官修圖書目錄，它介紹了乾隆以前我國歷代一萬余種圖書的內(nèi)容和作者，評述了它們的成就與不足，對研究古代學術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在我國文化史上占著重要的地位。

清王朝于1644年統(tǒng)一中國后，經(jīng)過了順治、康熙、雍正三朝和乾隆初期一百三十年的統(tǒng)治，到了乾隆中葉，即出現(xiàn)了所謂“乾隆盛世”。乾隆是一個好大喜功的皇帝，他認識到繼承和發(fā)揚往古的封建道德文化，有助于長期穩(wěn)定封建統(tǒng)治秩序，所以在強調(diào)武備的同時，大力提倡文治。安徽學政朱筠上了修書條陳后，乾隆立即采納，付諸實施。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在北京設立四庫全書館，纂修《四庫全書》。乾隆任命皇六子永瑢等十六人為總裁，紀昀、陸錫熊為總纂，陸費墀為總校，總裁以下官員共三百六十人，另有抄寫人員三千八百二十六人。這部書工程浩大，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經(jīng)過近十年的努力，到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全書告成。《四庫全書》是一部規(guī)模龐大的叢書，收有圖書三千四百六十一種，七萬九千三百零九卷，用毛筆白榜紙工楷抄寫四部，分貯北京紫禁城的文淵閣、圓明園的文源閣、沈陽的文溯閣和熱河行宮避暑山莊的文津閣。后又抄寫了三部，分貯鎮(zhèn)江的文宗閣、揚州的文匯閣和杭州的文瀾閣。《四庫全書》是清王朝的官修書，乾隆對于具有不利于封建統(tǒng)治和清王朝內(nèi)容的圖書，嚴加檢查，大肆禁毀。在修書期間禁毀的書籍，全毀者二千四百多種，抽毀者四百多種。就是《四庫全書》收錄的圖書，不少因為文字觸犯所謂忌諱，也遭到了竄改和刪削。乾隆纂修《四庫全書》，一方面比較完整地保存了大量的古籍，對整理和總結(jié)我國文化遺產(chǎn)，是有貢獻的，但另一方面，由于查禁并銷毀了大批圖書，對文獻資料來說是一場巨大的災難。魯迅先生說“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見《且介亭雜文·病后雜談之余》)，這個批評是很中肯的。

《四庫全書》卷帙浩繁，可稱集我國古籍之大成。所謂“四庫”，與“四部”是一個意思。早在西晉初年，荀勖主持整理皇家圖書時，就創(chuàng)立了四部分類法，以后一直盛行不衰。公元721年，唐玄宗在兩都(洛陽、長安)宮中修建了四個書庫，分別儲藏經(jīng)、史、子、集四類書籍，這就是“四庫”名稱的由來。乾隆命名《四庫全書》，是對前代修書的一個繼承發(fā)展。依靠一大批著名學者如紀昀、戴震、邵晉涵、周永年、姚鼐等修成的《四庫全書》，相當集中地反映了當時全國學術界的成就與水平，對以往的學術作了一次比較全面的總結(jié)，在目錄學、校勘考訂和輯佚等方面作出了新的成績和貢獻，推動了古籍整理工作的開展，也促進了藏書事業(yè)和出版印刷業(yè)的繁榮，它的積極意義還是應該給予充分肯定的。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是《四庫全書》的總目錄，由紀昀等人根據(jù)乾隆的旨意，將編纂《四庫全書》過程中所撰寫的古籍提要匯編而成，它完全是以配合、補充和加強《四庫全書》的宣傳工作為目的而編寫的。初稿完成于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幾經(jīng)增改，于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寫定，并由武英殿刻版印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著錄收入《四庫全書》的圖書三千四百六十一種外，還著錄了未收入《四庫全書》的存目六千七百九十三種，總計一萬零二百五十四種。每一種書都撰有一篇提要。卷首有乾隆的所謂“圣諭”、四庫館臣所上的“表文”以及“職名”、“凡例”，記載了全書的纂修過程和編寫體例。下按經(jīng)、史、子、集四部四十四類編排。經(jīng)部分為易、書、詩、禮、春秋、孝經(jīng)、五經(jīng)總義、四書、樂、小學共十類；史部分為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別史、雜史、詔令奏議、傳記、史鈔、載記、時令、地理、職官、政書、目錄、史評共十五類；子部分為儒家、兵家、法家、農(nóng)家、醫(yī)家、天文算法、術數(shù)、藝術、譜錄、雜家、類書、小說家、釋家、道家共十四類；集部分為楚辭、別集、總集、詩文評、詞曲共五類。每部各有“總敘”一篇，每類各有“小序”一篇，其中一些比較復雜的類再細分子目，部分類和子目后面還附有“案語”，用來闡明各種學術思想的淵源、流派、相互關系以及劃分類目的理由。提要對每部書作者的生平事跡、著述淵源，書的內(nèi)容、性質(zhì)、版本、文字及其他方面的優(yōu)缺點，都作了簡括的介紹、考證和評論。當然，《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反映的立場、觀點存在許多問題，如明代李贄的《藏書》、《續(xù)藏書》是兩部具有戰(zhàn)斗性的反封建的名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污蔑《藏書》“狂悖乖謬，非圣無法”，“排擊孔子，別立褒貶，凡千古相傳之善惡，無不顛倒易位”。(《卷五十·別史類存目》)王充是東漢杰出的唯物主義哲學家，他的《論衡》一書具有強烈的反封建思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攻擊王充“其言多激，《刺孟》、《問孔》二篇，至于奮其筆端，以與圣賢相軋，可謂悖矣”。(《卷一百二十·雜家類四》)《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問題，還表現(xiàn)在它消滅民族思想和樹立清王朝統(tǒng)治政權在中國歷史上的正統(tǒng)地位上。它刪改了遼金元時期著作中有關反抗外族侵略的愛國主義思想的內(nèi)容，對于明末著作的處理，更使許多優(yōu)秀典籍遭到了空前的浩劫。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影響是巨大的。它的編撰是清代目錄學乃至整個文化事業(yè)的一大成就。它總結(jié)了我國封建社會時期目錄學的方法和理論，著錄了豐富的文化典籍，對圖書的參考和使用帶來了很大的便利。《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目錄編纂方法和形式上起了典型作用，推動了各種目錄的迅速發(fā)展。乾隆以后，目錄著作大量出現(xiàn)，呈現(xiàn)了繁榮景象。至于在編寫提要的方法、方式上，它更成為后代同類目錄的藍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這以后一百多年文人學士讀書也起著很大的指導作用，就是從龔自珍到魯迅一些進步和革命的人物，也把它看作是一部重要的工具書，受到程度不同的影響。一直到今天，《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于了解我國古籍的版本源流，文字異同，著者事跡，仍是一部考證精詳十分有用的目錄。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版本很多，主要有1789年的武英殿刊本和1795年浙江翻刻武英殿本。后來的一切版本基本上都是從這兩種刻本翻印的。現(xiàn)在通用的有1926年上海大東書局影印武英殿本(后附有《四庫未收書目提要》和陳乃乾編的《人名索引》)和1933年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本(后附有《四角號碼人名、書名索引》)。解放后，1965年中華書局又影印了浙江翻刻本，更名為《四庫全書總目》，書后附有《四庫撤毀書提要》、《四庫未收書提要》及《四角號碼書名及著者姓名索引》。這是目前可供我們使用的最好的一個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