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愁詩

張衡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涕沾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為懷憂心煩勞？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贈我琴瑯玕，何以報之雙玉盤。路遠莫致倚惆悵，何為懷憂心煩傷？

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側身西望涕沾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路遠莫致倚踟躕，何為懷憂心煩紆？

我所思兮在雁門，欲往從之雪雰雰，側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遠莫致倚增嘆，何為懷憂心煩惋？

一

我思念的人啊在泰山，想追尋她小丘阻攔，轉身東望淚水沾濕衣邊。美人送我鑲金佩刀，如何回贈美石玉雕。路途遙遠徘徊不止，怎不叫我心中煩惱？

我思念的人啊在桂林，想追尋她河水幽深，轉身南望淚水沾濕衣襟。美人送我玉石琴弦，如何回贈成雙玉盤。路途遙遠失意悲傷，怎不叫我心中悵惘？

我思念的人啊在漢陽，想追尋她山坡險長，轉身西望淚水沾濕衣裳。美人送我貂皮短服，如何回贈明月寶珠。路途遙遠失落踟躕，怎不叫我心中委屈？

我思念的人啊在雁門，想追尋她雨雪雰雰，轉身北望淚水沾濕佩巾。美人送我錦繡綢緞，如何回贈青玉幾案。路途遙遠哀嘆連連，怎不叫我心中哀怨？

二

張衡（78—139），字平子，南陽西鄂（今河南南陽）人。中國古代著名的文學家、科學家。

三十八歲時為太史令，主管天文、歷法、地理、風雨、氣候的觀測等事宜，前后共十三年。推測出一周天是365又1/4度，推算出圓周率為3.16強，還發明了指南車、能飛數里的木雕、觀測日影的土圭、觀測風向的候風儀，特別是創造了世界上第一臺地震儀——地動儀，更是世界科學史上不朽的發明。

漢順帝陽嘉二年（133），張衡被提升為侍中，在皇帝左右顧問應對。此時宦官專權，張衡難以直言，因而心中憂憤。永和元年（136），張衡離開京師洛陽赴河間（治所樂城，在今河北省獻縣東南），任河間王的相。

當時，諸侯王不管政務，政事由相來治理，相當于郡太守。張衡到任后，整治法度，打擊豪強，使地方安定，爭執不聞，政事耳目一新。他任河間相三年政績卓著，但是對于整個時代，已經回天乏力，遂萌生歸居田園善終其身的打算：“游都邑以永久，無明略以佐時。徒臨川以羨魚，俟河清乎未期。”（《歸田賦》）

永和三年（138），張衡上書請求告老還鄉。順帝不準，把張衡調回京師，升遷為尚書。次年，張衡去世，終年六十二歲。

三

《四愁詩》有序，據考證，為后人偽作，但所言與張衡事跡大致相符。序指出，詩中以美人比君子，以珍寶比仁義，以水深等比小人，皆準于屈原之遺義。這首詩表面寫愛情，實則寓托了張衡的政治理想。

泰山、桂林，是古代圣王封禪、巡狩的地方；雁門、漢陽，是西北邊疆要地。詩人所思四地代指所有地方。美人則是理想的化身，所有理想都為現實困難所阻撓而莫能如愿。生活的道路如此多艱，縱盡所有的力量，又如何能實現我的理想呢？

詩中美人情意綿綿，將黃金佩刀、玉石琴弦、貂裘短服以及錦繡綢緞，贈與詩人做定情之物。“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美人把最美好的東西送給詩人，詩人也要把最好的東西回報給她。雖然每次都受阻，卻始終不倦，矢志不渝，絕不停止努力，表現出一種無窮無盡的追求向往之情。

張衡是天才，故只有天才可學。詩仙李白的《行路難》，也是在寫追尋之中的阻隔和艱難：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饈直萬錢。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閑來垂釣碧溪上，忽復乘舟夢日邊。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

用黃金做的酒杯，是多么貴重的東西。普通人追求這種物質上的滿足，但是天才不是。李白想要渡過黃河，黃河已經冰封，水路不通；想要登上太行，可是太行被冰雪覆蓋，山路不通。

李白在心境茫然之中，忽然想到兩位開始在政治上并不順利而最后大有作為的人物：一位是呂尚，呂尚八十歲的時候，還沒有得到任用的機會，就在渭水溪邊垂釣，后得遇周文王；一位是伊尹，將要遇到商湯的時候，夢見自己乘舟經過日月。

李白充滿信心與希望，相信終有一天，會乘長風破萬里浪，掛上云帆，橫渡滄海，到達理想的彼岸。李白說自己“天生我材必有用”，還以大鵬自比，也對政治充滿了幻想?？墒乾F實終究沒有給他這個機會。

四

本詩重章疊句，一唱三嘆，感情與句法的重復，都是《詩經》本色。“兮”的使用、美人的象喻和追尋的主題，又有《楚辭》的痕跡。此前的文學體式是大眾化的，是在民間不知不覺形成的。而張衡天才地把楚歌體化成了七言詩。

正如牛頓看見蘋果落地聯想到萬有引力，張衡既有文學家的敏銳的直感，又有科學家的反省與理性，所以能把當時舊的東西和新的東西（五言詩是流行的新體裁）結合起來，從而形成了“二二三”節奏七言詩的初步輪廓。

具體來說，張衡是把楚歌體七個字和五言詩的二三節奏結合起來，每首的第一句都是楚歌體，后面的句子隱然含有五言詩二三的節奏。

本詩是從楚歌體過渡到七言詩的一個橋梁，是第一篇典范化的七言詩，早在曹丕《燕歌行》半個世紀之前達到了它的水準，在中國詩歌史上非常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