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說新語》作為中國古代小說名著，流傳廣泛，影響巨大，其重要性不待多言。不過，今人由于受現(xiàn)代小說觀念的影響，每喜談其書中如何塑造人物形象，如何敘事精妙，卻常常忽略了它成書的兩個事實：一是抄書，一是分類。

《世說新語》中的故事并非出自“創(chuàng)作”（如現(xiàn)代小說常見的那樣），而是抄纂《語林》《郭子》等書而成。這一點魯迅已經(jīng)說得很清楚：“《世說》文字，間或與裴、郭二家書所記相同，殆亦猶《幽明錄》《宣驗記》然，乃纂緝舊文，非由自造。”（《中國小說史略》第七篇）編者劉義慶本人的另外兩部小說《幽明錄》和《宣驗記》，也是以抄纂的方法撰成。除抄書之外，《世說新語》還將這些搜集來的一千余則故事分為三十六門，呈現(xiàn)出一種類書的體式。至于《幽明錄》和《宣驗記》，原書久佚，在魯迅《古小說鉤沉》的輯佚本中看不出原來的面貌，但從《搜神記》有分門和《世說新語》有分門來看，我頗懷疑劉義慶的這兩本書原本也是有分門的。分門類事的風氣始于曹丕命王象、繆襲、劉劭、桓范、韋誕等人編《皇覽》，這被后人視為第一部類書，而及至梁代，劉杳為梁武帝蕭衍編《壽光書苑》，劉峻（劉孝標）為安成王蕭秀編《類苑》，徐勉等為梁武帝編《華林遍略》，更是蔚為風氣。前人每喜道《世說新語》與劉向《說苑》《新序》之間的相似性，從抄書和分類這兩個方面來看，它們之間確實有明顯的繼承關系。

在魏梁之間，諸侯王而好文藝者不乏其人，但“招聚文學之士”而大量編著書籍者，臨川王劉義慶恐怕是最引人注目的一家。今天可知在他名下的書，除了《世說新語》《幽明錄》《宣驗記》外，還有《徐州先賢傳》十卷、《江左名士錄》一卷、《集林》二百卷、《劉義慶集》八卷、《典敘》等。在這些書中，除《劉義慶集》和《典敘》外，應該都是書成眾手，或者說有王府中文士的參與。《集林》顯然是一部詩文抄，說不定也有分類（參考《昭明文選》的分類可猜想）。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也可以把《世說新語》《幽明錄》《宣驗記》以及《徐州先賢傳》十卷、《江左名士錄》看作是專題性類書。可用作比較的是比劉義慶更熱衷于著述的帝王梁元帝蕭繹，他在其《金樓子》“著書篇”里開列了全部六百七十七卷的著述（從其自注中可見有相當部分出自其手下文士），同樣有很多書可視為專題型類書，如《孝德傳》《忠臣傳》《丹陽尹傳》《仙異傳》《晉仙傳》《研神記》《同姓名錄》《食要》《夢書》《玉韜》《內(nèi)典博要》等。劉義慶和蕭繹的大規(guī)模著書，可以看作是南朝帝王著述的范例，而抄纂類書正是最常見的形式之一。因此，劉義慶“纂緝舊文”而成《世說新語》，并非是一種偶然和特例，實在是時代風氣使然。

中國古代的小說，就文言小說而言，記錄見聞是最基本的寫作方法和寫作原則。這見聞一般是指來自本人及親友的親歷親聞，但從前代書籍中讀來的故事或雜說、知識等，也可算作廣義的見聞。就數(shù)量上來說，固然記錄本人見聞的小說占優(yōu)，但從古書中抄纂條文而成小說的也不少。《世說新語》和《搜神記》作為小說史早期的兩部重要小說，均是抄纂并分類的小說，這對后來的小說寫作有著深遠的影響。《世說新語》之后形成了各種續(xù)補仿效之作，魯迅列舉了這一系列書籍：

至于《世說》一流，仿者尤眾，劉孝標有《續(xù)世說》十卷，見《唐志》，然據(jù)《隋志》，則殆即所注臨川書。唐有王方慶《續(xù)世說新書》（見《新唐志》雜家，今佚），宋有王讜《唐語林》，孔平仲《續(xù)世說》，明有何良俊《何氏語林》，李紹文《明世說新語》，焦竑《類林》及《玉堂叢話》，張墉《廿一史識余》，鄭仲夔《清言》等；然纂舊聞則別無穎異，述時事則傷于矯揉，而世人猶復為之不已，至于清，又有梁維樞作《玉劍尊聞》，吳肅公作《明語林》，章?lián)峁ψ鳌稘h世說》，李清作《女世說》，顏從喬作《僧世說》，王晫作《今世說》，汪琬作《說鈴》而惠棟為之補注，今亦尚有易宗夔作《新世說》也。（《中國小說史略》第七篇）

上面提到這些《世說新語》的續(xù)仿之作，今人多稱之為世說體小說。這些小說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纂舊聞”，一類是“述時事”。“纂舊聞”即是抄書為主，一般也分門，唐宋時期的世說體小說均是如此產(chǎn)生的。

《世說新語》之后的續(xù)仿之作，應以陶弘景《續(xù)臨川康王世說》二卷為最早，但此書僅見于陶翊《華陽隱居先生本起錄》提及（《云笈七簽》卷一七引），其他信息一概不知。由書名推測，其體例應近于《世說新語》。此后的一部仿作，也是現(xiàn)存最早的仿作，是唐初張詢古的《五代新說》。張詢古是太宗時協(xié)律郎張文收之子，高宗咸亨（670—674）初在史館，看到剛剛編撰完成的“五代史”，乃從中選取材料，刪削潤色，而成《五代新說》一書。所謂五代，并不是指唐后之五代，而是指梁、陳、北齊、周、隋。張詢古原序說：“予咸亨之始，著作東觀，以三余之暇，閱五代之書。”“五代之書”指《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這五部史書均在唐初編纂，貞觀十年（636）全部修成奏上，合稱“五代史”。貞觀十五年（641）又詔修《五代史志》，至高宗顯慶元年（656）完成，即今《隋書》中的志三十卷。到玄宗開元以前，這五部書一直稱作“五代史”。《五代新說》的作者在重編《說郛》里題作“徐炫”或“徐鉉”，以南唐入宋之徐鉉為作者，顯然是誤解了五代之意。

《五代新說》今存涵芬樓《說郛》和重編《說郛》的節(jié)本，共存佚文58條，有三十門之門目，與《世說新語》的三十六門完全不同。其文字亦頗有可觀之處，如：

梁太子左率更徐公摛侍太子，侯景入永福省，眾皆奔散，摛嶷然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景乃下拜。（忠節(jié)）

北齊王侍中纮侍宴，文宣帝飲酒，曰：“快哉大樂！”侍中曰：“亦有大苦。”帝曰：“云何？”曰：“長夜荒飲，亡國滅身，所謂大苦。”帝默然。（諫爭）

梁昭明太子統(tǒng)性愛山水，游圃泛舟。番禺侯軌數(shù)請奏女樂。久而不答，徐而詠左太沖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慚而止。（方雅）

徐仆射勉嘗夜集，有人求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也。”（方雅）

《五代新說》的文字在“五代史”中全都能找到，比較原文，即可看出張詢古的裁剪之功（參見拙文〈張詢古《五代新說》考論〉，載《中國典籍與文化》2009年第2期）。

稍晚于《五代新說》，有王方慶的《續(xù)世說新書》十卷，此書不存，難知其詳。中唐時劉肅撰《大唐新語》，也是一部世說體小說。該書分三十門，其分門數(shù)同于《五代新說》，而且門目也有與之相同或相近之處，可能曾受《五代新說》的影響。至于《大唐新語》的材料來源，主要是唐國史以及此前的小說如《隋唐嘉話》等，其抄書分門的編撰方法，則和《世說新語》《五代新說》是一致的。

但《五代新說》和《大唐新語》與《世說新語》在門目上存在差異。是怎么回事呢？換句話說，這些門目的名稱是怎么來的呢？不用說，有些門目就如同劉義慶編《世說新語》那樣，是作者（編者）自擬的，但有一些門目，則和六朝、隋唐之間的類書、類傳有關。

《世說新語》《五代新說》《大唐新語》等書是“纂緝舊文”，類書同樣是如此，將三部小說的門目和《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三部類書的分類比較，可以發(fā)現(xiàn)它們在門目上重合和相近的情況。如《五代新說》首門是“帝王”，《北堂書鈔》開篇也是帝王部（二十二卷），《藝文類聚》將帝王部至于天、歲時、地（州、郡）、山、水、符命之后，而“符命”又是《五代新說》第二門的名稱。如果翻開類書中“人部”“政術部”等部類下的門目名稱和內(nèi)容，可比較的則更多。類書與世說體小說有相同、相近的一些門目，透露出二者之間的某種關系。此外，還可以看看內(nèi)容方面，比如《藝文類聚》人部嘲戲，引《世說新語》七則，其中四則見于今本《世說新語》的排調(diào)，一則見于輕詆，二則見于言語。《世說新語》有的門目，如黜免、寵禮等，也見于類書，如《北堂書鈔》政術部有黜免、去官，《藝文類聚》人部有寵幸。這些事實都進一步說明，《五代新說》《大唐新語》等世說體小說在門目設置上，和當時的類書有著共同的分類意識，使用了相同或相近的分類標準和名稱。如果進一步比較，翻開《太平御覽》（尤其是人事部）和《太平廣記》，會看到更多的相同或相近的門目。如果探討六朝隋唐時期的分類觀念，尤其是當時對人物的品行、言動、性格、政事等方面的看法，世說體小說和類書一樣是值得重視的材料。

類傳是指同一類人物的合傳。在魏晉隋唐之間的雜傳中和史傳（正史的傳）中，都有很多不同名目的類傳。雜傳中最早的類傳是漢代的《列女傳》《列仙傳》《列士傳》《孝子傳》，據(jù)說是劉向編撰的，稍后的漢晉之間，以孝子傳、高士傳、名士傳、文士傳為名的類傳數(shù)量劇增，蔚為一時風氣。宋齊以后，類傳又出現(xiàn)新的名目，如劉昭《幼童傳》、王瑱之《童子傳》、劉晝《高才不遇傳》、盧思道《知己傳》、蕭子良《止足傳》、蕭子顯《貴儉傳》、鐘岏《良吏傳》、范晏《陰德傳》、元懌《顯忠錄》等，梁元帝蕭繹所作尤多，有《孝德傳》《忠臣傳》《全德志》《懷舊志》等。至于史傳中的類傳，《史記》《漢書》有儒林傳、刺客傳、滑稽傳、游俠傳、佞幸傳、酷吏傳、貨殖傳、龜策傳、日者傳等，已開先河。至劉宋范曄之《后漢書》，新設類傳有黨錮傳、宦者傳、文苑傳、獨行傳、方術傳、逸民傳、列女傳，嗣后沈約《宋書》有恩幸傳、隱逸傳、孝義傳、良吏傳等，蕭子顯《南齊書》有文學傳、良政傳、高逸傳、孝義傳、幸臣傳等，魏收《魏書》有孝感傳、節(jié)義傳、良吏傳、酷吏傳、逸士傳、術藝傳、恩幸傳等。這些類傳之類名和世說體小說的門目，也頗有相同或相近之處。如《五代新說》有忠節(jié)，《大唐新語》有忠烈，梁元帝有《忠臣傳》，元懌有《顯忠錄》，《晉書》《舊唐書》有忠義傳，而《魏書》《北史》之節(jié)義傳，也近于忠義傳。《五代新說》有義烈，《大唐新語》有節(jié)義，《魏書》《北史》有節(jié)義傳，《隋書》有誠節(jié)傳。《五代新說》有道術（《世說新語》有術解），《后漢書》有方術傳，《三國志》《北齊書》《舊唐書》有方伎傳。《五代新說》有止足，蕭子良有《止足傳》，《梁書》也有止足傳。《五代新說》有嘆逝（《世說新語》有傷逝），梁元帝有《懷舊志》，還有佚名之《悼善傳》，性質(zhì)也應相近。至于《五代新說》的儒學、詞林、孝道、列女、隱逸，對應于史書中常見的儒林傳、文苑傳（文學傳）、孝義傳（孝行傳、孝友傳）、列女傳、隱逸傳，其同構型就更是顯而易見的了。世說體小說與類書、類傳之間的關系，還值得進一步探討。

從正史中選材的風氣持續(xù)到宋代，出現(xiàn)了兩本抄史書而成的世說體小說：《續(xù)世說》和《南北史續(xù)世說》。北宋孔平仲《續(xù)世說》的材料來源主要是《南史》《北史》《舊唐書》《舊五代史》《資治通鑒》，也兼及《新唐書》及少量唐代小說。而南宋李垕的《南北史續(xù)世說》，取材如書名標示那樣，就是《南史》《北史》二書。宋代另一部世說體小說，王讜的《唐語林》，則取材于唐代小說，其書之前的“序目”開列有五十種小說的名目（實缺二種，其中一種應是《封氏聞見記》）。從取材范圍來說，《續(xù)世說》《南北史續(xù)世說》與《唐語林》差距較大，前二者以史書（正史）為主，后者均取材于小說，但它們的分門明顯繼承了《世說新語》，都沿用了三十六門的分類框架，又有所增補。

《續(xù)世說》分三十八門，無《世說新語》的豪爽，增加了直諫、邪諂、奸佞三門。據(jù)北宋汪藻的《世說敘錄》，北宋曾出現(xiàn)過分三十八門的《世說新語》，多直諫、奸佞二門，又有分三十九門的，再加邪諂門，“二本于十卷后復出一卷，有直諫、奸佞、邪諂三門，皆正史中事而無注”。這兩種本子所增加的門目，都是另附的一卷，而內(nèi)容又是“正史中事而無注”，所以我懷疑這是后人取正史材料裁剪附入的，并非原本或較早的《世說新語》的面貌。更進一步說，從設有奸佞一門這個事實來看，我們也應對這一卷的附錄產(chǎn)生懷疑。《史記》中有佞幸傳，《宋書》《魏書》《北齊書》《南史》《北史》均有恩幸傳，但意義并不同于奸佞。正史之有奸臣傳，始于宋人的《新唐書》。至于《大唐新語》中的諛佞，《北堂書鈔》中的佞邪，也不同于奸佞、奸臣之意。從正史類傳、類書類目和世說體小說門目之設置，即可以看出奸佞一門（甚至這種觀念）必出于晚唐以后，甚或是北宋中期的產(chǎn)物。孔平仲在編《續(xù)世說》時，很可能因為見到過這個三十九門的本子（大概是宋人增補），而增設的直諫、奸佞、邪諂三門又便于處置材料，故樂于取用。

《唐語林》分五十二門，前三十五門同《世說新語》（缺捷悟），后又增加十七門：嗜好、俚俗、記事、任察、諛佞、威望、忠義、慰悅、汲引、委屬、砭談、僭亂、動植、書畫、雜物、殘忍、計策。可惜今本殘缺，看不出賢媛以下三十四門的分門情況。《南北史續(xù)世說》分四十七門，在三十六門后增加了十一門：博洽、介潔、兵策、驍勇、游戲、釋教、言驗、志怪、感動、癡弄、兇悖。這些新增的門目，自然是編者在面對新材料、新故事時采取的，僅僅《世說新語》的三十六門實在是太狹窄了。

據(jù)周勛初統(tǒng)計，《唐語林》中有《大唐新語》的文字70余條，而《續(xù)世說》又采用了和《大唐新語》內(nèi)容關系密切的《舊唐書》，故而三者之間構成了某種互文關系。考察同一故事在三部小說中的分門和寫法，是一件頗有意思的事。這里僅舉一例：

張九齡，開元中為中書令。范陽節(jié)度使張守珪奏裨將安祿山頻失利，送戮于京師。九齡批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法，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及到中書，張九齡與語久之，因奏戮之，以絕后患。玄宗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之意，殺害忠良。”更加官爵，放歸本道。至德初，玄宗在成都，思九齡先覺，制贈司徒，遣使就韶州致祭。（《唐語林·匡贊》）

《唐語林》此條乃據(jù)《大唐新語》采入，原書也放在匡贊門中（但文字較長，錄有制詔文字）。《續(xù)世說》則據(jù)《舊唐書·張九齡傳》截取這個故事，而置于“識鑒”門中，文字略異。

《南北史續(xù)世說》和《續(xù)世說》在內(nèi)容上也有重合之處，如：

魚弘常謂人曰：“我為郡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麞鹿盡，田中米谷盡，村中人庶盡。大丈夫生如輕塵棲弱草，白駒過隙，貴富在何時。”部曲數(shù)百，悉衣錦袍，赫弈滿道。（《南北史續(xù)世說·汰侈》）

謝混風華為江左第一，嘗與謝晦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南北史續(xù)世說·賞譽》）

上二條分別據(jù)《南史》之〈魚弘傳〉和〈謝混傳〉，《續(xù)世說》分別載于汰侈和容止門中，不過文字稍長。

《南北史續(xù)世說》的編撰目的或者撰作動機是什么呢？其實簡單地說，此書很大程度上是作者為了在研讀《南史》《北史》時，給自己提供學習和記憶的方便。換句話說，《南北史續(xù)世說》就是一本讀書分類摘抄。從抄書和分類這兩個事實來說，它和類書也差不多，當然，它對原始材料進行了刪減、修改、連綴甚至闡釋、評論等工作，而選取小說故事的眼光和趣味，則是帶有個人和時代色彩的。從小說的角度來看，《南北史續(xù)世說》在世說體小說中是比較優(yōu)秀的一部。這有三個原因：

一，該書的取材對象《南北史》，本來就含有很多的小說、異聞。李延壽在《北史》序傳中談到自己編《南北史》的想法，是因為看到當時雖然史籍不少，但“互陳聞見，同異甚多。而小說短書，易為湮落，脫或殘滅，求勘無所”。“小說短書”，即劉知幾所說的“偏記小說”，他認為“能與正史參行”（《史通·雜述》），而李延壽也認為可用來勘驗史籍中的矛盾和同異之處，但當時這類“小說短書”“易為湮落”，故而要趕快利用。于是李延壽借著在史館工作的便利，在南北朝八史基礎上編成此書。他在序傳中還提到自己“鳩聚遺逸，以廣異聞”，也就是說采用了小說短書的記載。司馬光稱《南北史》為“近世之佳史”，但也指出其書“于祥詼嘲小事，無所不載”（《傳家集》卷六十三《貽劉道原》），“祥詼嘲小事”其實就是指各種變怪神異和軼聞瑣事，小說所載。胡應麟也稱此書“小說諧辭，種種備載”（《少室山房集》卷一百一《讀南北史》）。趙翼《廿二史札記》卷十一有“南史增梁書皆瑣言碎事”條，舉例甚多，并總結說：“李延壽修史，專以博采異聞、資人談助為能事。故凡稍涉新奇者，必羅列不遺。”王鳴盛批評《南史》于曹景宗事中“添入蔣帝神助水挫敵事，縷縷約一百五十字，誕妄支贅，全是小說”（《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三《蔣帝助水等事》），批評《陶弘景傳》“所增頗多，往往冗誕似虞初小說”（同上卷六十四《陶弘景年》）。有意思的是，朱熹也曾說過一段意味深長的話：“《南北史》除了《通鑒》所取者，其余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說。”（《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四）朱熹不喜南北朝史（或《南北史》），以為《通鑒》已取其大事載入，而所余者不過小說瑣聞而已。且無論上述各家看法和評價是否恰當，《南北史》中有許多小說瑣聞是確定無疑的，這也為作為小說的《南北史續(xù)世說》的編撰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二，《世說新語》文字簡淡玄遠，實與魏晉時期人物的品性、言行有關，而《南北史》所記之宋齊梁陳以及魏齊周隋各朝，其時距魏晉不遠，流風遺韻，觸目皆是。當時的門閥士族、著名人物，大都是魏晉士族后裔，他們的言談舉止，本自不殊，甚或有故意效仿前人的地方。可以說，《南北史續(xù)世說》的材料來源本身就適合加工成為世說體小說的優(yōu)質(zhì)品。

三，《南北史續(xù)世說》編者李垕，是南宋著名史學家李燾之子，與周必大、張栻、晁公遡、王明清等著名學者交往。李垕曾官翰林院正字，后兼任國史院編修官和實錄院檢討官，與其父李燾同在史館，搢紳榮之。一句話，李垕的學識足以勝任此項工作。

《南北史續(xù)世說》分類展現(xiàn)了南北朝時期的許多著名故事，經(jīng)李垕裁剪后文字優(yōu)美，“世說味”很足：

王儉問周颙：“卿山中何所食？”颙曰：“赤米白鹽，綠（菜）〔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颙菜食何味最佳，颙曰：“春初早（薤）〔韮〕，秋末晚菘。”（《南北史續(xù)世說·儉嗇（飲食附）》）

孔珪不樂世務，門庭之內(nèi)，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曰：“欲為陳蕃乎？”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群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慚色。（《南北史續(xù)世說·棲逸》）

早韮、晚菘、蛙鳴、鼓吹，都是后來宋人很喜歡用的典故，如黃庭堅《戲贈彥深》：“蔥秧青青葵甲綠，早韮晚菘羹糝熟。”陸游《村居即事》：“白鹽赤米已過足，早韭晚菘猶恐奢。”蘇軾《次韻正輔同游白水山》：“豈無軒車駕熟鹿，亦有鼓吹號寒蛙。”蘇軾《贈王子直秀才》：“水底笙歌蛙兩部，山中奴婢橘千頭。”順便提到，《續(xù)世說》在言語和棲逸兩門中也分別選錄了上面兩則故事，可見宋人有近似的趣味。

又如：

蕭恭從容謂梁元帝曰：“下官歷觀時人，多有不好歡興，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放）〔泛〕水，肆意酣歌也。”（《南北史續(xù)世說·任誕》）

謝不妄交接，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南北史續(xù)世說·簡傲》）

清風朗月、清風明月后來屢見于唐宋人詩文，如李白《襄陽歌》：“清風朗月（一作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牟融《寫意二首》其一：“高山流水琴三弄，明月清風酒一樽。”黃庭堅《鄂州南樓書事四首》之一：“清風明月無人管，并作南樓一味涼。”這兩個故事也見于《續(xù)世說》的任誕門（歐陽修詞《采桑子》：“明月清風。把酒何人憶謝公。”蘇軾詞《南鄉(xiāng)子（席上勸李公擇酒）》：“不到謝公臺。明月清風好在哉。”我頗懷疑與謝典故有關，但所見注本都未提及，尚待考究）。

《南北史續(xù)世說》與《續(xù)世說》相同的條文很多，那么，李垕在編《南北史續(xù)世說》時，有沒有注意到此前的《續(xù)世說》呢？據(jù)王東研究，孔平仲《續(xù)世說》中涉及南北朝的故事約320條，而其中240余則故事也見于《南北史續(xù)世說》，占比75%，但恐怕李垕是沒有見過或利用孔平仲書的。可作比較的是《五代新說》，在此書所存58條文字中，僅有27條故事見于《南北史續(xù)世說》中，不足半數(shù)，恐怕也沒什么關系。但有一點值得指出，《五代新說》與《南北史續(xù)世說》相似度低，而《續(xù)世說》的南北朝部分與《南北史續(xù)世說》相似度高，恰好說明初唐人對南北朝故事的關注點和宋人是不大一樣的，門目設置也反映了這一點。另外，晚明林茂桂編有一本《南北朝新語》，條文總數(shù)與《南北史續(xù)世說》相近，約為2300條，但分門大不一樣。《南北朝新語》不依《世說新語》的門目體系，重分為六十二門：孝友、烈義、嚴正、鯁直、清介、恬潔、雅量、謙慎、規(guī)箴、棲隱、料事、見敗、圖新、賢媛（妒婦附）、陰德、品鑒、標譽、學問、作述、清言、玄解、機警、夙惠、捷對、命名、書法、姿儀（丑陋附）、游覽、交游、酒食、巧藝、宮闈、恩寵、除爵、政跡、才略、豪爽、鎮(zhèn)定、薦引、報酬、膂力、佞幸、黜免、赦宥、懲戒、悔恨、死徙、儉嗇、汰侈、狎侮、誕傲、險譎、忿悁、仇隙、嘲詆、紕繆、癡呆、黷貨（殘忍附）、征兆、傷逝、異跡、古物。此書選取故事與《南北史續(xù)世說》也有所不同，其同異初步估計各占一半。從目前掌握文獻來看，也沒有證據(jù)表明林茂桂參考過《南北史續(xù)世說》。各書選材和分門的比較還可引出很多有意思的話題，如不同時代人讀史的關注重心和審美趣味等，這里就不展開談了。

（作者單位：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