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

論文：朱則杰《〈清人別集總目〉考論——以朱彝尊為主線》（《寧波大學學報》第1期）；王順貴《關于朱彝尊研究的回顧與思考》（《漳州師范學院學報》第1期）；張宗友《論朱彝尊〈尚書〉學研究》（《古典文獻研究》第六輯，1月）；沈桂松《朱彝尊的金石證史——讀〈曝書亭金石文字跋尾〉書后》（《麗水師范專科學校學報》第4期）；馬大勇《朱彝尊〈蕃錦集〉平議》（《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第3期）；劉寶玲、張素霞《朱彝尊的藏書實踐及其目錄學成就》（《史學月刊》第3期）；楊果霖《〈經義考〉“春秋類”刪略解題析論》（《醒吾學報》第二十六期，6月），《四庫館臣補正〈經義考〉成果考論》（《“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第九卷第四期，12月）；王洪軍《〈古今經傳序略〉與〈經義考〉比較研究》（《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3卷第4期）。

按：本年論文，涉及領域較廣。南京師范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纂輯的《清人別集總目》是關于清代詩文著作的一部重要工具書，也是近年清代詩文研究領域的一項重要的基礎性成果。但該書因成于眾手，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錯誤。朱則杰以朱彝尊為主線，對該目著錄版本、書名等項之失，進行了糾正。王順貴回顧了朱彝尊研究史，指出在朱氏詩詞創作及詩學、詞學思想研究方面，已有較豐碩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在研究內容上，須向朱氏生平、家世、交游等領域擴展，在研究方法上，要立足于更廣闊的文化背景來審視論題，同時還要注意將理論與創作結合起來。其論針對性強，頗有見地。《曝書亭金石文字跋尾》是朱彝尊的考訂金石的主要著作，共收錄題跋140篇。沈桂松對《跋尾》補史、正史的價值，舉例作了說明。《蕃錦集》是朱彝尊的集句詞集，關于其價值高下之評論，趨于兩極。馬大勇梳理了集句的產生與流變，指出朱氏在集句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實質上是朱氏自覺釋放這種文體的抒情功能的結果。朱彝尊既是藏書大家，又是目錄學名家，劉寶玲、張素霞的論文對其藏書實踐、目錄學成就有所論述，但并未能突破前人已有的結論。朱彝尊不僅以文學名家，也以學術著稱。關于《尚書》的研究，成果集中在《經義考》尚書類按語及《曝書亭集》若干篇什中。張宗友對朱氏按誤逐條加以考察，敘明其學術價值及得失所在。繼全面考察《經義考》“剪裁之法”之后，楊果霖復對該書《春秋》類文獻刪略解題的情形予以專論，認為被刪略的文句，也具有參考價值，于是從落款內容、書名撰著、版本之名、序跋詩篇、相關例證、卷帙多寡、仕宦功業、人物學說等方面，各以例析論，以見其價值所在。清修《四庫全書總目》，其經部提要，主要依據《經義考》增刪而成，同時也不無補正。楊果霖指出，四庫館臣對《經義考》的補正，內容遍及書名、作者、卷數、存佚、分類及解題等方面，為后世利用《經義考》提供了參考，并帶動了補正該書的風氣；同時也存在結論武斷、疑誤未決、辨證錯誤、錯失文獻、取擇片面等不足之處。張雋《古今經傳序略》共十輯，朱彝尊曾予收藏，并在編纂《經義考》時，對《序略》體例頗有借鑒，對所錄資料也多有取資，實為《經義考》直接而重要的學術前承之一。王洪軍在細致比較的基礎上得出上述結論，發前人所未發，因此具有填補空白的學術意義。

2004年

刊物：嘉興市秀洲區朱彝尊研究會《朱彝尊研究》（第一期）。

論文：賴玉芹《博學鴻儒與清初學術轉變》（華中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符櫻《清詞綜系列研究》（武漢大學碩士學位論文）；楊果霖《〈經義考〉補正方案芻議》（《醒吾學報》第二十七期，1月）；張宗友《中國古代經學目錄的產生與發展》（《古典文獻研究》第七輯，7月）；沈桂松《朱彝尊處州之行考》（《麗水師范專科學校學報》第3期）；于翠玲《朱彝尊家書與康熙“己未詞科”史料——啟功先生“朱竹垞家書卷跋”詳說》（《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第4期）；蔡申《讀朱彝尊〈桂殿秋〉》（《名作欣賞》第4期）；方伯榮、徐志平《“浙西”詞宗朱彝尊——清代嘉興詞人介紹》（《嘉興學院學報》第5期）；李瑞卿《醇雅論與神韻說之比較》（《山西師大學報》，10月）。

按：《朱彝尊研究》由嘉興市秀洲區朱彝尊研究會創辦，具有會刊性質。秀洲區轄竹垞故里（今王店鎮），可證朱彝尊作為文化名人，受到地方行政系統的重視。本期主要收錄了24篇文章，附錄了今人所寫數十篇詩詞。所刊文章，可分三類：第一類是學術研究，如朱則杰《朱彝尊考證三題》、李瑞卿《朱彝尊論明代主要作家和群體》、吳梁《朱彝尊與清初史學建設》、《朱彝尊著述考》、朱家袆《朱彝尊詩體詩風初探》等；第二類是介紹與賞析，如徐志平《“浙西”詞宗朱彝尊》、潘筱鳳《清代著名藏書家——朱彝尊》、俞亞萍《〈玉帶生歌〉簡析》等；第三類兼有前兩類性質，于讀書體悟中兼及學術探索，如沈一超《試論朱彝尊的求實精神》、黃浴宇《〈靜志居琴趣〉雜談》等。《朱彝尊研究》的創辦，將有力地擴大朱彝尊的社會影響，對發揚嘉興地域文化、推動朱彝尊專題研究，均有積極意義。

本年有兩篇同朱彝尊密切相關的學位論文。賴玉芹考察博學鴻儒與清初學術轉變，指出群英薈萃的鴻儒群體，治學趨向由經世實學轉向尊經復古，而朱彝尊篤實問學、研經博物，正是這一轉向的重要代表，其貢獻足與顧炎武、閻若璩相比肩，堪稱考據學的開啟者。符櫻研究踵續并規仿朱彝尊《詞綜》而編纂的四部“清詞綜”，以介紹為主，惜未涉及《詞綜》本身。本年另有六篇專題論文。楊果霖有志于訂補《經義考》之誤，提出了具體方案，包括稽考引文出處、補勘文字異同、補刊版刻異同、補輯漏失經籍、重考存佚實況、審訂類目安排等設想，期能逐步訂補其誤，完成完整書目，進而取代《經義考》的治經功用。楊氏后來致力于《經義考》“春秋類”之校訂與補正，即為這一設想的具體實踐。張宗友梳理了中國經學目錄的發展脈絡，指出《經義考》具有集大成的性質，而系列續作、補作的出現，則成就了經學目錄興盛的局面。沈桂松考察朱彝尊在處州的行蹤，將名人、地理、文學相結合，有具體而微之發明。新材料的發掘與使用，往往能使研究有突破性的進展，于翠玲對朱氏家書的關注與研究，即是一例。這批家書披露了朱氏生平許多細節，正可補充其他史著、別集記載之不足。信中關于生計困頓之記述，足證鴻儒們應征出仕，多不得已，后人應抱同情之了解。李瑞卿比較了朱彝尊醇雅論與王士禛的神韻說，后者指向妙理，前者堅守品格，二說之提出，實源于不同的文學史觀與詩學策略。

2005年

著作：于翠玲《朱彝尊〈詞綜〉研究》（中華書局）；楊果霖《朱彝尊〈經義考〉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論文：于翠玲《〈詞綜〉與〈樂府補題〉的關系——兼論浙西詞派詠物詞的演變》（《西北大學學報》第2期），《朱彝尊〈詞綜〉與康乾時期官方詞籍整理》（《海南大學學報》第1期），《〈浙西六家詞〉與〈詞綜〉的關系——兼論浙西詞派形成的綜合因素》（《嘉興學院學報》第4期），《論朱彝尊〈詞綜〉的文獻價值》（《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5期）；朱則杰《朱彝尊著述相關文獻輯考》（《嘉興學院學報》第4期）；李瑞卿《朱彝尊論明代主要作家和群體》（《嘉興學院學報》第4期）；錢有江《略論鴛鴦湖棹歌體詩歌創作現象及其地方文化特色》（《嘉興學院學報》第4期）；張一民《納蘭成德在編輯〈通志堂經解〉中的作用》（《滿族研究》第3期）；葉嘉瑩《從艷詞發展之歷史看朱彝尊愛情詞之美學特質》（《新文學》第四輯。原題《朱彝尊之愛情詞的美學特質》，連載于《四川大學學報》1994年第1期至第3期）。

按：本年有兩部重要的學術著作，一部是對朱彝尊所編詞總集《詞綜》的專題研究（以下簡稱“于著”），一部是對朱氏所編經學總目《經義考》的專題研究（以下簡稱“楊著”）。于著從文獻學角度研究《詞綜》，凡分六章。第一章討論朱氏學術研究的成果特點，指出朱氏治學，以博綜考據見長，而將考據學方法施于詞籍整理，遂有《詞綜》之作。次章考明《詞綜》兩次編纂的歷程，分析其文獻考據內容，發明其文獻參考價值。第三章分析《詞綜》所以問世的詞學環境，討論其推出策略與纂述宗旨，申辨朱氏之“清空說”。第四章討論《詞綜》同浙西詞派的形成與影響，認為《詞綜》的編纂、《浙西六家詞》的刊行以及《樂府補題》的追和活動，都發生在康熙十七年前后，有共同的宗旨；三者交互為用，浙西詞派因此影響日盛。第五章討論《詞綜》對官方詞籍整理活動的影響。由于《詞綜》的成功，詞籍整理得以進入清廷視野；而《歷代詩余》的編定，在版本及體例等方面，對《詞綜》多有取則與規仿；官方（以《四庫全書總目》為代表）對《詞綜》的評價，進一步提升了《詞綜》的影響力。第六章討論從《詞綜》到《詞選》的演變，對兩種選本模式的參照與反思，使詞籍整理成為專門學術。綜而論之，于著實以《詞綜》為中心，進行專題研討，觀照的是有清一代的詞籍整理與詞學發展諸問題，成果極為豐碩；其體現出來的視野、方法（包括對朱彝尊家信等材料的發掘與利用）及取得的結論，均富于啟發意義。

同于著相似，楊著也是從文獻學角度進行專書研究，而體例更為精審，論述更為詳贍（全書約50萬言）。楊著共分十一章。首章敘論，陳述研究動機與范圍，回顧前賢成果，表明本題之研究價值。次章分早、中、晚三期，交待朱氏之生平與交游。第三章概述朱氏整理文獻的成就，突出其治學理念與方法。第四章從目錄發展的演變、社會風潮的激蕩、政治因素的鼓勵三個層面，論述《經義考》之成書背景。第五章研究《經義考》的編纂問題，包括著述動機、編纂程序、題稱的標示、引文的方式等。第六章研究《經義考》的引書問題，對所引資料按經史子集四大部類及其子類加以統計、分析；復對引書內容之功用，分類加以說明。第七章討論《經義考》的體例問題，對其作者、書名、卷數、存佚之著錄體例，及案語之功用等，均按類加以例析。第八章研究《經義考》的分類，對其分類義例、各類源流、分類特色等，各有深入的探析。第九章討論《經義考》的缺失，對其致誤成因，歸類例析；并對書名、作者、卷數、分類、解題、存佚等訛誤，各舉例訂正之。第十章談《經義考》在經學、目錄學兩方面的深遠影響。末章為結論，分“突破舊有的成果”“開發全新的課題”“健全研究的體系”三個方面，回顧本書之貢獻，實能自道其勝；對將來努力的方向，也做了展望。楊著體現出較強的問題意識、豐厚的學術積累、綿密的考據能力，無征不信，實事求是，把《經義考》的研究推向了全新的高度。在專書研究體式上，楊著以涉及之廣、討論之深，堪稱范例，頗值稱效。

本年較重要的研究論文共有八篇，其中于翠玲即占半壁，可謂突出。四篇論文均以《詞綜》為中心，分別交待其學術背景（康乾時期官方詞籍整理）、探討其學術前承（同《樂府補題》的關系）與學術影響（浙西詞派的形成），綜述其文獻價值，在弘大的背景中審視一部總集的編纂及其價值，方法與結論均有可觀之處。這幾篇論文也是于氏博士論文及上揭同題學術專著的重要組成部分。朱則杰致力于對與朱彝尊有關的五篇散佚文獻的解讀與訂正，發明其對了解朱氏事行與學術的重要價值。此類工作非細致、耐心者不可為，其知人論世之功效顯而易見。李瑞卿分析了朱彝尊對公安派既肯定又否定的較為客觀的評價，指出朱氏有以《詩經》、唐詩、前七子為正的詩歌發展觀。朱彝尊《鴛鴦湖棹歌》風行后，續作、和作不斷，“鴛鴦湖棹歌體詩歌”因此成為文學史上的奇觀。錢有江分析該歌體的淵源、題材及藝術特色，推朱氏為其“鼻祖”。《通志堂經解》是清初徐乾學、納蘭成德編纂的大型經解叢書，相關論題值得認真研究。張一民認為納蘭氏兼具倡始者、資助者、參與者三種身份，對《經解》的編成至關重要。張氏多次引用朱彝尊著述文字，作為堅確之證據。可惜因為論題所限，張氏對朱彝尊在編纂《經解》中所起的作用，尚未能作出深入之探析。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