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府西街往西，鞭指巷以北，有一條小巷子，名為雙忠祠街。巷子很深，窄處容不得展開雙臂，又幽僻，路燈黯淡，人影也少，越發襯得巷子深不見底，像卦像陣。順著街邊，朝里一直走，待走得灰心，有點害怕，走得開始懷疑自己記錯方位、進而懷疑這個泉是不是根本不存在、乃至開始懷疑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鬼時，雙忠泉就在雙忠祠街西端與啟明街交界的丁字路口東北角出現了。

此處是雙忠祠的舊址，雙忠泉也因此得名——為了建祠挖地奠基時，突然地下冒出了這眼清白的泉水。據說當年，祠泉相映，生出的光輝，前后百年都被照耀。

祠走了，泉留下了——一場焰火，忽而消散。

這是一個近十平方米的方形泉池。為了防止落葉等雜物落入泉水中，泉池上方被遮擋起來，只留下一個一平方米大小的方形孔，泉池周圍都是濕漉漉的，是附近居民白天過來打水的痕跡。

一個太監一樣萎著、家長里短的泉，一個耶穌一樣釘著、替眾生受難的泉，一個睡著了或死過去的泉，在暗夜里，素樸，粗陋，然而，不能不說是美的。

古歷（說這樣的一個泉子，不用古歷，難道還有什么別的計年不成？）的十二月已經頗有涼意，泉的周圍有規整或不規整的石頭砌著泉池，三面環著，一面靠墻，那墻呈鐵灰色，和著青磚剝蝕后現出的黃泥。墻上有水，蛇一樣蜿蜒著爬下來，長了青苔。糊滿紅銹的鐵篦子將泉口蓋住，微微露出一線，里面的波光一閃。那段矮墻像一張斑駁的臉，紋路縱橫，缺了大半的牙，癟著頰，眉眼嘴巴略略動動，好像說什么，又好像什么也不說。稀疏的星空下，它顯得更加落寞和沉默了，還有絕望。

我這是在哪里？又闖入了誰的命運？……我嗓子干啞，使勁咽下什么。我內心滾燙，手腳冰冷。

周圍沒有一個人，空洞透風，又似乎有無數人，擁擠混亂。一切都過去了，只有我，被釘在那里，好像一個稻草人，守著什么，等著噩耗，或者勝利的消息。

一切都靜下來。大幕拉開來，追光射下來，雙忠泉是主角。它來了。

雙忠泉很小，東、北面連接房壁，西南面建矮墻為欄，面積不過七八平米的樣子，水深約四五米——也許更深。看它流走的方向，但見泉水湍急向北奔去，含偉岸燦爛的波瀾氣。它常年不涸，水質也特異的清，清得像沒有水一樣——也許是晚上的緣故。泉子黑黢黢的，偶而閃動的光亮叫人想起珍珠的光亮，卻無法捏在手里。它常年不干，似乎永遠也流不完取不完——為保護泉水不受污染，附近的居民們在泉池上加了一個鐵絲網和塑料板模樣的大蓋子，只留有一個取水口。

泉深深的，井一樣。

井一樣，它緘口不言。

低下頭，與泉對視，陪伴它一會兒，致敬，或默哀。也算前世回眸一百次的緣了吧？

從古到今它歷經了幾沉幾浮，到底有多少個泉塞碑失祠堂傾圮的日子，叫它淚也流不出，只打落牙往肚子里咽？大概它自己也算不清楚，一切都像前朝的山嵐一樣消逝無痕。最令人嘆惋的一次：它的碑連同雙忠祠以及祠內的其他幾塊石碑，都被砸成碎塊，砌成了房屋的底座。現在的“雙忠泉”石碑是前幾年剛剛立的。湊上去，仔細瞅旁邊一棟老房子墻基里的石塊，用涼透了的手指細細擦去石塊表面的灰塵，還真的有字跡顯露出來，是個“天”字，半顏半柳的楷書，字體僅有核桃大小。破碎的石塊上刻著一列列如此大小的小字，非常漂亮，只是字跡模糊，早已無法辨識了。據說碑文鐫刻的是《雙忠泉記》那同樣漂亮得無以復加的文字，可惜我們再不得見它的蹤影。只有“雙忠泉”孤零零三個字的這方碑悄然立在角落里，像個舊日值更的老人，矮小枯干，瑟縮了衣袖，在那兒打盹兒。想來如若旅人到此，沒有導游的話，大抵會以為是個古時名喚“雙忠”的鄉間漢子流落到這里、蓋屋娶親掘井種地留下的吧？這想象忒現成了些。

誰還記得它？它所見證的公理、士的精神和人的高貴，如今又在哪里？……

至此該說雙忠祠了，那個現在只存在于厚厚的、老舊的地方志中，卻只不過占了薄薄一頁的雙忠祠——或者說，雙忠。

來看望雙忠泉之前，還真的千方百計，搬了石頭也似、概不外借的地方志，來讀了個深細：

明崇禎十一年（公元1638年），李自成率領的農民起義軍節節勝利，關外清兵趁明朝人心渙散之機大舉進攻，所過府、州、縣城全被攻陷，并連破臨清、武城、茌平，十二月下旬到達濟南城下。時任山東巡撫御使的宋學朱正在章丘巡查，聞報后急回濟南，與布政使張秉文、歷城知縣韓承宣指揮守城。當時城內只有鄉兵500人和萊州援兵700人，而且大部分為老弱病殘，兵力單薄，外無救兵。清兵十余萬圍攻濟南，用炮火云梯猛烈攻城。全城官兵民，殊死抵抗，終因兵力相差懸殊，于第二年正月初二，“天曉，眾嘩，大兵自西北云梯上矣。公（山東巡撫宋學朱）躍馬而西，手格殺數人，刃中面被執；不屈，懸城樓竿上殺之。……同時死難者，歷城知縣韓公。”（清·王培荀《鄉園憶舊錄》）在這場戰役中，張秉文在西門大街巷戰中戰死，其妻女眷屬投大明湖自殺。山東按察副使、鹽運使、兵備道、濟南知府、同知、通判、都指揮使、儒學教授、歷城知縣韓承宣，以及全城官員和守兵，全部遇難。

應該怎樣準確命名濟南經歷的這場災難或歷史事件？想來在民族紛爭的特殊歷史時期，其實是沒有正義非正義之分的，只可用“濟南保衛戰”來籠統稱呼吧。

濟南歷史上曾經歷過兩次“保衛戰”，比雙忠護城這場戰役還早的一次是在明朝初年，鐵鉉將軍率軍駐守濟南，抵抗燕王朱棣的圍攻。這場戰役歷經兩個多月最終取得了勝利，后濟南人為紀念鐵鉉將軍等保衛濟南的七名忠烈，在高都司巷南側以東處建“七忠祠”（今已不存）。第二次就是崇禎十一年（公元1638年）冬的那一次。當時進攻的清兵有十多萬人，而實際上濟南原有的軍事力量并不弱，只是有很大一部分被明朝廷抽調北上援守德州，導致濟南城內只有老弱鄉兵五百人和由萊州增援的七百名兵士。因為濟南城墻比較高大，城內各種儲備也較充足，加上城內軍民同仇敵愾，所以這一千多人和十萬清兵足足抗爭了六十多天。在這六十多天里，山東巡撫宋學朱親自登城作戰，“不解帶、不交睫、頭發盡白”，日夜堅守在城墻上，激勵士兵與城共存亡。崇禎十二年（公元1639年），正月初二，他受傷被俘，被清兵綁在城門樓上縱火燒死。犧牲場面英勇悲壯。后人因懷念他，長時期內傳說他并未死，而是遁去為僧。濟南參政鄧謙，在戰役最激烈的關頭，在城墻上堅守十晝夜，親自架炮向清軍轟擊，直至“矢盡石窮”，城陷后，他仍執勁弓射殺清兵多人，后負傷為清兵殺害。此外還有很多人散盡家財招募鄉鄰組成鄉兵抵抗清軍，直至戰死。

天崩地解，朝綱更迭，正是考究一個人的性命、節操、氣概、高貴的時候，也是一個充滿多種可能性、面臨多種選擇的時候：是投降變節，還是抵死殉國？一個城做出了選擇——這選擇叫它流盡了最后一滴血。他們不追問自己忠誠的對象到底值不值得愛戴，也來不及追問，他們對職責恪守的本能反應、對腳下土地和民眾的愛護情切都讓他們成為不容置疑的英雄。就像一個來不及脫掉衣服就跳下河去救人的人一樣，都出自一顆良善、正義之心。這樣的人越多，一座城、一個國家、一個星球淪陷的可能就越小。

而那些壯志未酬的人，那些報國無門的人，那些血淚迸濺的人，那些內懷深情的人，都仿佛成了我們身邊的故人，鮮活生動：誰與誰書寫絕筆，自責不能再膝前盡孝；誰挽誰的手泣哭：君死妾不獨生；誰在炮火里一臉黧黑部署戰略，眼中時而閃現出苦等援軍不到的焦灼；誰又在敵軍攻入的最后一刻垂手而立，為不能護佑滿城蒼生黯然傷神……隔著歷史，隔著不可穿越的空間，一個個場景依然動人魂魄。

然而，也許是因為地緣或政治的原因？因為歷城非京城，屬“偏師”；因為布政使、知縣非高官，是芝麻官？歷史只記住了文天祥、史可法，卻少人知曉張秉文、韓承宣（甚至，在兩次戰役中都表現十分剛烈英勇并獻出生命的山東巡撫宋學朱、濟南參政鄧謙，較之張、韓、鐵鉉等，更為籍籍無名）。然而他們的英勇雄壯，他們的大義凜然，一點都不比前者少。

清兵攻入濟南之后，大肆搶掠，將年輕婦女、少年擄走，“殺擄人丁八千八百五十一丁”，濟南府屬所有耕畜，也都被清兵掠奪殆盡，這在濟南歷史上可以說是一場空前的災難。清政府洗城之后，又建新城。再后來，為了鞏固統治，“教忠教孝”，居然大肆褒揚抗清明臣——這算有魄力、夠包容，還是弄權邪術？不得而知，或者二者兼具。然而，此舉卻無意中成全了一個泉——其間，為紀念宋、韓二人忠貞殉職，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在濟南建立了“雙忠祠”。祠內原來有豐碑四座，由名家撰文書寫，可惜后來均下落不明。掘地建祠時，地下忽然涌出一泉，水流不息，于是，以祠命名為“雙忠泉”。山東督學趙申季當時作《雙忠泉記》，勒石于泉邊。誰都不懷疑，那涌泉，是烈士血。

《雙忠泉記》記曰：“……以兩公當日誓眾攖城，登陂卻敵，志欲扶傾大廈，一時見危授命，雖值時運，然成仁取義，視死如歸，此其氣之孤行獨往，真足以撼日星，搖山岳，驚風雨，泣鬼神矣！……”

這沒有公園光滑圓滿的圍墻庇護、一時臟了塞了、一時又被幾戶周圍老住家跳進去腥的臭的掏干凈救活過來的泉，靜靜瞇著、常常發呆、時不時陷入哀愁、透著寒酸和猥瑣的泉，用老老實實、斂手斂腳的傳統隸書題名的泉，原來竟是一個壯懷激烈的泉，收藏了這么繽紛錯落的槍炮聲做平仄，更有沖天的浩然正氣做了詩眼——民族之間的戰爭無分對錯，人類之中的忠義大道永存。

還是古人總結得棒：“故以至柔之質而發為剛之慨，以自見奇邪！”

因此，可不可以揣想，這眼泉，被覆上鐵絲網、遮蓋板，也不全是為了吃水的干凈？

（這樣的想法多少讓我的心稍稍回了一點暖——盡管到底，也還是人與泉，我們和它們，別過頭去，彼此兩忘。）

遠處，燈盞亮的多起來了。天空高闊，裹緊風衣，站在一陣比一陣涼的風里，在秋天的夜晚，聽得見心鼓也似咚咚擂跳的時刻，這個想法格外真實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