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與商

傳統讀書人多輕商，《儒林外史》里的牛玉圃，只能算讀書人中的敗類，在新認的侄孫面前，也要裝出一副看不起鹽商的樣子。予生也晚，已在“九一八”事變之后，但對讀書人輕商的情形亦曾親見，不全是從《儒林外史》里看來的。

可是，公認為傳統學人最后的代表的陳寅恪先生，卻在我出生前十多年便發表過相反的意見。一九一九年九月八日的吳宓日記中，記載過陳先生的一段話：

孔子嘗為委吏乘田，而其事均治。抱關擊柝者流，孟子亦盛稱之。又如顧亭林，生平極善經商，以致富。凡此皆謀生之正道。我儕雖事學問，而決不可倚學問以謀生。道德尤不濟饑寒。要當于學問道德以外，另求謀生之地，經商最妙，Honestmeansofliving（謀生之正道）。若作官以及作教員等，決不能用我所學，只能隨人敷衍，自儕于高等流氓，誤己誤人，問心不安。

下面還有幾句對“妄倡邪說，徒言破壞”的批評，涉及太寬，且不必引。

在這里我只想指出，陳氏所揭橥的原則——事學問者不可倚學問以謀生，是頗有幾分道理的，至少在“理想國”中應該如此（吳宓系因譯述柏拉圖《理想國》而及陳氏之言）。因為學人如倚學問以謀生，即不能不隨人敷衍、屈己從人；做學問寫文章如成為營求名利的手段，即不能不犧牲獨立性和純粹性，水平和價值均不能不大打折扣。

但另一方面，人既然是生物，便有生活要求。李后主填詞和宋徽宗作畫的條件，千百年才得一二，作為常人，自不能不尋求維持生活的手段，陳氏所反對的，只是把自己從事的學問充當手段罷了。舍此他求，則四民之中，除去士子的本業，還有農工商三條路好走。務農，做工，都需要力氣或手藝，非讀書人所能，于是“經商最妙”便成了合乎邏輯的選擇。這也是在到了哈佛，讀過柏拉圖，能用洋文表述“謀生之正道”的人才能作出的結論，因為他們早就走出《儒林外史》，進入現代社會了。

為委吏、乘田，無須“道中庸而極高明”，孔子無非把這類小差使當做謀生的手段，而這類差使亦沒有妨礙他刪詩書訂禮樂，成為一代宗師。莊子當漆園吏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他絕不會在漆園里對上司朗誦《逍遙游》或《養生主》。

就是陶潛、杜甫以至寫《儒林外史》的吳敬梓，也是靠別的來源生活，沒有誰領取過一文稿費。而陳先生雖志行高潔，敢于遺世獨立，卒不能不以“作教員”終其一生，此今昔之不同也。然則，“于學問道德以外，另求謀生之地”，又豈易言哉！

時至今日，情形又已大變。人們的觀念，早已由輕商變為重商?！皩W者”“文人”早已職業化，各有各的組織和單位，而工薪微薄，誘惑甚多，故從企業家那里取得金錢于面子和里子均有極重大之關系，得之則群以為榮焉。有錢的老板“贊助”出了幾本書刊，開了幾場討論會，也就成了名譽理事、名譽主席，偶發雅興，想發表“著作”和“作品”，代筆和捧場者自然大有人在。至于那些靠經營或色藝發了財的“名人”“名女人”，其傳記、小說、寫真、寫假更是汗牛充棟?？雌饋?，這些名人、企業家倒真是“于學問道德以外”，找到了進一步賺錢賺名的大道和樂土，不知陳氏地下有知，會作何感想。

我雖不敢言“經商最妙”，亦斷乎不敢輕商。在讀了陳氏關于顧亭林的話以后，還真希望在“儒商”中能出幾個肯追慕亭林先生的人，并不奢望他寫《日知錄》，只要他在醉飽之馀有興趣弄弄學藝時，能照顧氏《與人書十》中說的，要弄就自己去“采銅于山”，不要專門從“文人”“學者”手里“買廢銅充鑄”，便很好了。

其實，以讀書人經商而大大成功的，還有一位范蠡，應該說他比顧亭林還有名得多，不知道為什么陳寅恪沒有提及。也許是他在“左提鼓，右援枹，以應（吳國）使者”時所云：

余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

這種勇敢和坦白只能是古典的，今人斷斷乎做不出，所以也就不便將他樹作典型了吧，雖然有西施小姐三陪總會有人艷羨。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