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廣東的長篇小說《霧里紅塵》，以魯中南一帶的抗日活動為敘述主體，上溯民國，間以唐代傳奇與風物傳說，下至當下，在時空的多維度里展示了歷史的或然性、文化的多元性與人性的復雜性，帶給我們以陌生化的審美體驗與歷史文化的昭示。

一、 多維的敘事結構與厚重的文化底蘊

作為歷史的敘述，作品有意打破了時間的線性敘述方式，盡量立體多元地展現了一段被無限延宕的的文學時空。小說以抗戰為背景，以秦家、羅家、郭家的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為敘述線索，重點寫了魯中南山區的一段抗戰傳奇，尤其是羅寶鈺與郭松“黑白大俠”大展神威、勇鋤日寇的情節較多體現了民間俠義英雄的風格，滿足了國家的公眾記憶與民間想象，增加了閱讀的趣味性。但如果作者將筆墨停留于此，也只是“抗日雷劇”的一種濫觴，《霧里紅塵》一開始，作者就將最重要也是整部小說的一大特點的“天使計劃”的暗線或“懸念”暗示給了讀者，讓它在文本中若隱若現，時斷時續，可謂草蛇灰線，伏脈千里，也形成了作品的內驅力與這部小說的另一類傳奇色彩。那段被歷史的霧霾湮沒了的隱秘的故事觸動人類人性最灼痛的傷口，陌生化敘述使這部作品卓爾不群。

關于牛蹄泉、秦羅河、青龍潭、臥虎山、風寒嶺、天工寺的傳說同樣為這部作品增添了民俗文化的意韻。尤其是天工寺，構成了整部小說的一個結構的榫卯與文化隱喻符號。從結構上看，楔子總攬全篇，交待了秦家、羅家、郭家的主要人物關系及地理環境、歷史傳說，主線從天工寺開篇，以天工寺結束，榫接絲連，綰合起了整個抗日活動及牛鎮、鹿鳴港的歷史變遷，流暢圓潤，自成方圓。從文化意蘊來看，主人公寶鈺的得道悟禪（靜塵與靜海的說道與寶鈺的最后出家）皆源于此。作品幅散出了宗教文化、民俗文化、地域文化（主要是齊魯文化）、家族文化、戰爭文化等元素，進而在世界大文化的視角下探微歷史的斑駁陸離與人性的幽暗曲折。而其中有關的神話傳說與奇幻場景的穿插描寫，又為這部小說抹上了一層魔幻現實主義色彩，從而將傳統性與現代性融為一體。增加了作品的文化底蘊。

二、 人物的豐富性與人性的復雜性

馬廣東的小說有很強的生命意識，他借助人物的成功塑造，表達了對個體生命的終極關懷。打開作品，一個個鮮活的形象從歷史深處向我們走來，血肉豐滿，呼之欲出。作者以羅寶鈺為軸心，特意安排了兩組人物關系，一組是羅寶鈺與郭松：兩個人一白，一黑；一少爺，一農民；一用鋼鞭（令人想起三鞭換兩锏的秦叔寶與尉遲恭），一使扁擔；白袍小將與黑臉大漢更是民間俠義英雄的意象。前者由熱血男兒，志在驅虜，到后來笑看紅塵，得道悟禪；后者由抗日奇俠，快意恩仇，到留戀家庭，回歸農耕。前者因家境優裕，多了些歷史因襲的重擔；后者因出身貧苦，少了些現實生活的羈絆。他們兩個人代表了鄉村文化的兩種走向，也藉此表達了作者對鄉土中國的深長思考。另一組關系是羅寶鈺與秦少武：兩個人一天真，一糊涂；一涉世不深，一城府很深；一個在民族大義上保持大節，頂天立地；一個在大是大非上陷入困局，終為炮灰。兩個人關系的纏繞同樣體現了作品的精神向度：越是亂世，危難之際，越要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頭腦，越是要深明大義，保持民族氣節，任何投機取巧的小聰明最終都不能改變附逆的罪愆的命運。

圍繞著兩組關系，還有幾個重要人物在影響著、改變著人物關系與情節發展的走向，如以善人面孔出現的日本人姚成龍（堀場龍），他擔負天皇使命，是罪惡的“天使計劃”的具體實施者，他相對第一組關系而言是雙刃劍，以軟劍拉攏羅寶鈺作為實施罪惡計劃的棋子，以暗劍借助變節的潘常義“借刀殺人”，欲除掉抗日英雄郭松；他相對第二組關系而言是魔法石，在他的軟硬兼施中，秦少武成了他的傀儡，羅寶鈺則破咒成了他的“終結者”。另外，在以上二人與女人們錯綜復雜的情愛關系中，他是催化劑，也是迷幻藥。他是大奸大惡之人，他代表了人性的全部的丑惡與陰暗，是魔鬼與罪孽的化身。

還有孔乙己式的落第秀才羅世寅，他是落伍時代卻恪守美德的一個符號；政治上變節卻深陷自責、難以自拔的縣委書記潘常義，在他身上體現了生命個體與民族利益的歷史糾結；值得注意的是秦家族長秦懷河，則體現了鄉紳地主的多面性特點，他撇不開自身的經濟利益與政治地位，游走在日本人、共產黨、國民黨多方集團之間玩太極自保，特別是和堀場龍父子之間的關系，簡直是引狼入室，但最后秦懷河還是保持了民族大節與傳統文化的大義，保護天工寺，鼓勵抗日活動，死于日寇槍下，這個人物的成功塑造，打破了簡單的善惡判斷與階級話語（土改話語）、政治話語的窠臼，掙脫了臉譜化、類型化的慣性思維模式。

一些女性形象在參差對照中也給人留下較為深刻的印象，如知書達禮的閨秀羅寶瑩，爽直潑辣的郭珊，忍辱負重的翠鳳，純潔透明的怡紅，她們是深邃、幽暗的歷史王國里的一抹緋紅，是作品“以情感人”的一道亮麗的、柔性的風景線，她們自足地生長在生活的故事里，將愛恨情仇揮灑在刀光劍影的血腥之中。

整體而言，作者在塑造人物時，打破了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盡量還原了歷史情境，站在現代性人文立場上，將民族性、階級性與人性纏繞在一起， 讓情節隨著人物命運流轉，在去本質化的努力中，展示了一種大苦難，大悲憫，大情懷。

三、敘述節奏的自如把握與語言的流暢、清爽

小說是敘述的藝術，是語言的藝術。好的小說要充分展示漢語言的文學魅力，將故事敘述的生動形象，富有韻味。小說文本主要體現在兩點：一是敘述的節奏上舒緩有致，疏密相間，既不拖泥帶水，枝枝蔓蔓，又注意了細節的刻畫與場景的渲染，敘述與描寫有機結合，情景相生。二是語言運用上雅俗共賞，契合人物身份與特定情境，有助于刻畫人物性格（比如寶瑩的話語、詩詞與郭珊的坷垃味方言的對白），推動故事情節發展，特別是一些風俗風物（如盲葬習俗、民謠評書、曲藝書畫、婚喪嫁娶）的點綴，方言俚語的穿插，體現了鄉土色彩（丁帆的三畫四彩），增添了生活氣息，讓人如見其人，如臨其境，如見其情，如聞其聲。

當然，如上所述，小說中個別人物如寶鈺稍顯疏離、矛盾，個別情節的內在邏輯似應加強，一些細節還應在精心打磨一下，代寶瑩所擬的詩詞也略顯生硬。但整體上看，瑕不掩瑜，應該說，作者對歷史大題材的把握能夠拿捏到位，控放自如，作品的敘事藝術風格獨標，具有史詩化的大氣象與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