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中的起飛

黃裳稱張宗子為“絕代的散文家”，胡喬木說聶紺弩詩的特色“也許是過去、現在、將來的詩史上獨一無二的”。乍一看，話講得未免太“絕”了一點。其實，他們的意思未必是說，從此就再不會有如張岱之文筆和紺弩的詩才，不過于世道人情了解較多，于文章與世變相因的道理也了解較多，故知如張岱之寫五異人之一的燕客：

在武林，見有金魚數十頭，以三十金易之。畜之小盎，途中泛白則撈棄之，過江不剩一尾。……一靈壁硯山，數百年物也。燕客左右審視，謂山腳塊磊尚欠透瘦，以大鐵釘搜剔之，砉然兩解。燕客恚怒，操鐵錘連紫檀座捶碎若粉，棄之西湖，囑侍童勿向人說……

又如紺弩之詠女乘務員：

長身制服袖尤長，叫賣新刊北大荒。

主席詩詞歌宛轉，人民日報誦鏗鏘。

口中白字捎三二，頭上黃毛辮一雙。

兩頰通紅愁凍破，廂中乘客浴春光。

都是特定條件下才能有的人和事，縱然江山代有才人出，后之作者也是摹想不來的。

我于古人中，最喜張岱的文章。他的風格，可以四字括之，就是“自說自話”，絕不作陳言套語。寫人事，他不用心歌頌什么暴露什么，而愛憐哀矜之意自然流露，能感人于百載之后。發感想，他從不想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而家國之憂、無常之痛時見于字里行間，如《西湖夢尋》的序文：

余生不辰，闊別西湖二十八載，然西湖無日不入吾夢中，而夢中之西湖實未嘗一日別余也。前甲午丁酉兩至西湖，如涌金門商氏之樓外樓，祁氏之偶居，錢氏余氏之別墅，及余家之寄園，一帶湖莊，僅存瓦礫。則是余夢中所有者，反為西湖所無。……乃急急走避，謂余為西湖而來，今所見若此，反不若保吾夢中之西湖為得計也。……山中人歸自海上，盛稱海錯之美，鄉人競來，共舐其眼。嗟嗟，金瑤柱，過舌即空，則舐眼亦何救其饞哉！

張岱的文章美不勝抄，抄多了也怕貽獻芹之譏。我只奇怪，如今古人的文集出得濫而又濫，張岱卻一直還沒有出一個全集善本，也許這和他亡過國卻沒有死不無關系。

在中國歷史上，非名賢大儒的文人和女人一樣，總是倒霉的時候多。國家一旦被實際負責政治、經濟、軍事的人弄到了崩潰的邊緣，他們或她們就得出來承擔責任。晚明的文人和文章從“左聯”時代起一直挨罵，張岱自難例外。

我在“文學青年”階段，就不是《宇宙風》《人間世》的熱心讀者，倒是一度頗為信奉“文藝政策”的。讀明清詩文，對于“飛去飛來宰相衙”的名士和帶著舞女歌童到處貢獻色藝的山人素無好感，故并不贊成把晚明的文章和文人一律供到神龕上焚香頂禮。但我更不贊成將他們看成“國之將亡必有”的東西，說什么讀了明人小品便有亡黨亡國的危險。幾篇文章，哪有如此大的力量？而“國之將亡”時文人的命運，忝為同類，準以“五百年猶比膊”的道理，固亦不能不稍具同情。張岱自稱：

少為紈袴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

出身大地主階級是毫無問題的。但他絕頂聰明，有特別突出的文藝才華和氣質，出身于三世藏書三萬馀卷的家庭，少時即與畫家陳老蓮，劇作家阮圓海，園藝家范與蘭，名演員彭天錫，說書家柳敬亭，名手工藝人李仲芳、濮仲謙、甘回子，茶藝專家閔汶水，名妓王月生等交游，浸淫于江南士大夫的文化中而盡得其精華。中經世變，“向以韋布而上擬公侯，今以世家而下同乞丐”，像顏黃門那樣“一生而三化”，真可說是“備荼苦而蓼辛”了。

他養成了精純的藝術趣味，天生一顆敏感的心，但又與錢謙益、阮大鋮輩不同。他一生不做官，不伺候上司，從來不看別人臉色行事，即使成了窮光蛋時也是如此。我想這就是他能“自說自話”，使我對他有一種特別的好感，愿意不斷跟他親近的緣故吧。黑格爾有言：

智慧之鳥的貓頭鷹，在文明的暮色中才開始起飛。

如晚明者，豈非以地主莊園經濟為基礎的現代前文明垂暮之時代乎？雖然和密涅發的貓頭鷹同時起飛的，還有病態十足的夜鶯和不利小兒的“暗夜”（見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但智慧之鳥畢竟不是雞鶩之流可比的。在世紀末的廢墟下，既埋葬著歷史文化的遺傳病體，也埋葬著提煉精純了的末代仕女們剎那的悅樂和永恒的悲哀。陳寅恪先生撰《錢柳因緣詩釋證》感賦云：

推尋衰柳枯蘭意，刻畫殘山剩水痕。

可謂深知此意矣。

（一九九五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