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至1930年間最先起來向無產階級革命文藝進攻的是“新月派”。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新月社”的主要人物依附北洋軍閥政府，反對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1927年以后，多數成員紛紛南下，轉而投靠蔣介石政權。1928年3月創辦《新月》月刊，在發刊詞《〈新月〉的態度》中，他們公然以國民黨政權的維護者的姿態出現，提出所謂“不妨害健康”、“不折辱尊嚴”的“原則”，矛頭直接指向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并險惡地暗示國民黨政府出面加以鎮壓。接著，“新月社”的理論家梁實秋便連續發表《文學與革命》、《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論魯迅先生的硬譯》等文章，公開攻擊無產階級文學，鼓吹資產階級“人性論”。他說“革命的文學”、“無產階級的文學”根本不能成立，因為“偉大的文學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他認為“一個資本家和一個勞動者”，“他們的人性并沒有兩樣”，而“文學就是表現這最基本的人性的藝術”；他認為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錯誤”，“在把階級的束縛加在文學上面”。梁實秋在咒罵無產階級的同時，還鼓吹資產是文明的基礎，叫嚷“要擁護文明，便要擁護資產”，徹底暴露了他的資產階級本性。

魯迅等革命作家針對“新月派”的謬論進行了堅決的批判斗爭。魯迅在《新月社批評家的任務》中指出，“新月派”充當了替國民黨“維持治安”的角色。他在《“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中，更集中批駁了梁實秋的“人性論”。他說：“文學不借人，也無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還在階級社會里，即斷不能免掉所屬的階級性，無需加以‘束縛’，實乃出于必然。”他通過現實生活中不同階級人物的不同思想感情，深刻論證了人的“喜怒哀樂”是因階級而異的，“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那會知道北京撿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這說明在階級社會里超階級的“人性”是不存在的。梁實秋雖然裝出超然的樣子，其實是頑固地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說話，魯迅說：“例如梁先生的這篇文章(按指《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原意是取消文學上的階級性，張揚真理的。但以資產為文明的祖宗，指窮人為劣敗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資產家的斗爭的‘武器’，——不，‘文章’了。”在批判斗爭中，梁實秋被革命作家斥為“資本家的走狗”，他狡辯說他還不知道自己是哪一個資本家的走狗。魯迅在《“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中斥責說：“這正是‘資本家的走狗’的活寫真。凡走狗，雖或為一個資本家所豢養，其實是屬于所有的資本家的，所以它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不知道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見所有闊人都馴良的原因，也就是屬于所有的資本家的證據。”在魯迅等革命作家的批駁下，“新月派”的進攻遭到了徹底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