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討論會是蘇共中央為討論亞歷山大羅夫編的《西歐哲學史》而召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斯大林領導蘇聯人民為醫治戰爭創傷，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進一步把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進行了英勇斗爭。在這個新時期里，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的各個領域，都出現了許多新的情況和新的問題，需要馬克思主義者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去進行探討和解決。然而戰后蘇聯哲學界，出現了一種脫離政治、脫離實際，違背和否定馬克思主義哲學黨性的傾向。許多哲學家研究課題面向歷史，不關心現實，而且研究工作又僅限于在少數哲學家的狹小的圈子內進行，發展了宗派主義傾向。在他們的著作中，又往往用資產階級的客觀主義代替馬克思主義的黨性原則，抹煞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辯證法同形而上學的對立，特別是抹煞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同黑格爾哲學、費爾巴哈哲學的質的區別。同時，許多哲學家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侵蝕漠然置之，嚴重地喪失了馬克思主義的戰斗精神。這些問題集中地反映在亞歷山大洛夫編輯《西歐哲學史》一書過程中。但是，這本書所反映的這些錯誤并沒有引起蘇聯哲學界的重視。在這種情況下，以斯大林為首的蘇共中央進行了直接干預，組織了這次會議。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日丹諾夫在會上作了發言，全面地批判了上述各種錯誤傾向。他論證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黨性原則，論證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產生是哲學上的革命。他指出，這一革命完全克服了為少數貴族知識分子所專有的舊哲學，標志著哲學史上完全新時代的開始，從此以后，哲學成了無產階級群眾為擺脫資本主義壓迫而斗爭的科學武器。客觀主義、宗派主義、理論脫離實際、脫離政治等傾向都是同馬克思主義哲學這種革命實質格格不入的。這次哲學討論會在蘇聯哲學界產生過一定的積極影響。但也有不少問題，例如在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黨性原則的同時，對其科學性強調的不夠，這樣就嚴重地妨礙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產生了消極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