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的文藝大眾化運動，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一個重要內容。“左聯”從一開始就重視這一工作，為此成立了文藝大眾化研究會。從1930年至1934年間，革命文藝界曾就文藝大眾化問題進行過三次討論。

第一次討論是在1930年春。當時《大眾文藝》組織了“大眾文藝座談會”，刊載了討論大眾化的文章和座談會記錄，《拓荒者》和《藝術》等刊物也發表了有關論文。參與發表文章和意見的有魯迅、郭沫若、沈端先、馮乃超、錢杏邨、鄭伯奇等人。這次討論的中心側重于大眾化的形式問題，即如何寫出“能使大眾理解”的作品。魯迅在《文藝的大眾化》中認為，“應該多有為大眾設想的作家，竭力來作淺顯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愛看，以擠掉一些陳腐的勞什子。”但他也同時指出，真正實現文藝的大眾化，還“必須政治之力的幫助，一條腿是走不成路的”。他深刻認識到了文藝大眾化的關鍵在于有政治的條件。

第二次討論從1931年冬至1932年。1931年11月，“左聯”通過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的決議，強調“只有通過大眾化的路線”，“才能創造出真正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這一決議成為這次討論的先聲。參加這次討論的有瞿秋白、馮雪峰、茅盾、周揚、鄭伯奇、田漢等人，他們的討論文章主要發表在《文學》、《文學月報》、《北斗》、《文學導報》等刊物上。這次討論的問題仍然著重于形式方面。瞿秋白在《大眾文藝的問題》中提出了利用“舊形式”創作容易為大眾接受的通俗文藝問題；周揚在《關于文學大眾化》中提出采用“報告文學，群眾朗讀劇等”“國際普羅文學的新的大眾形式”的意見。同時還討論了語言的通俗化問題。

第三次討論是1934年。這次討論分兩個過程。這年春夏，重新展開了文學新舊形式問題的討論。關于舊形式的利用問題，魯迅在《論“舊形式的采用”》中指出：“舊形式的采用，必有所刪除，既有刪除，必有所增益，這結果就是新形式的出現，也就是變革。”正確地闡明了如何利用舊形式問題。這次討論的另一個問題是“文言——白話——大眾語”的論爭。這年5月，復古派汪懋祖等人重提“文言復興”，主張中小學恢復文言和讀經。于是又展開了一場“文言”、“白話”的爭論，這一爭論很快又轉為“大眾語”和文字拉丁化的討論。瞿秋白、魯迅、陳望道等人都積極參與討論。魯迅的《門外文談》是一篇有代表性的文章，他把文藝大眾化、大眾語、文字拉丁化統一起來考慮，指出“倘要中國的文化一同向上，就必須提倡大眾語，大眾文，而且書法更必須拉丁化”。瞿秋白也對大眾語和文字拉丁化發表過許多有益的見解，并做了一些具體的工作。在大眾文藝的實踐上，他和魯迅等人都寫過一些通俗歌謠。

三十年代的文藝大眾化運動，是中國新文學在和群眾結合上邁出的重要一步，對大眾化的途徑和方法作了許多有益的探索，為后來文藝大眾化問題的徹底解決，打下了基礎。但是由于當時的政治環境和許多提倡者自身的思想局限，文藝大眾化問題無法真正解決；而且幾次討論也限于文藝形式和一些理論問題的初步探索，至于文藝大眾化的根本問題還沒有很好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