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美學要略·人物·何紹基

字子貞，號東洲，晚年自號猨叟，湖南道縣人。道光十六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曾負責福建、貴州、廣東鄉試;咸豐二年，為四川學政。對經史、 《說文》考訂很有研究，曾校訂《十三經注疏》，著有《說文段注駁正》;工于書法，得力于顏真卿，參以北魏《張玄墓志》及唐歐陽通、李邕筆法，遒勁峻拔，別具風格。文學及文學理論著作有《東洲草堂詩文集》等，是晚清宋詩運動的有力倡導者之一;詩歌主要學習蘇軾、黃庭堅，進而追蹤杜甫、韓愈。

他的美學標準是傳統儒家的“溫柔敦厚”。他說： “溫柔敦厚，詩教也。此語將三百篇根柢說明，將千古做詩人用心之法道盡”。又說： “溫柔敦厚乃宗旨”。他自己的寫詩態度，就嚴格遵守這一標準。 《東洲草堂詩集·自序》說：“一切豪誕語、牢騷語、綺艷語、疵貶語，皆所不喜，亦不敢也”。在文學和詩歌理論上，他提出的中心問題是所謂詩要自得，詩貴自得。他說： “詩為心聲，偶遇佳句，不是余心所欲出，或從它處聽來看來的，便與我無涉”。又說：“詩是自家做的，便要說自家的話，凡可以彼此公共通融的話，都與自己無涉”。怎樣獲得個人的這種獨特感受呢?他提出了“人與文一”的命題，即想要使自己的詩歌有自己的特點，就要使自己的詩品和人品相一致。所謂“詩文不成家，不如其已也;然家之所以成，非可于詩求之也，先學為人而已矣”。把問題歸到了做人和人品，即作家的主觀修養上。作家應該具備什么樣的人品和修養呢?他說：“就吾性情，充以古籍，閱歷事物，真我自立，絕去摹擬，大小偏正，不枉厥材，人可成矣”。提出了性情、學問、閱歷三個條件，但實際上他重視性情學問而輕視閱歷。他說： “作詩文必須胸有積軸，氣味始能深厚，然亦須讀書。看書時須從性情上體會，從古今事理上打算”。 “凡學詩者，無不知要有真性情，卻不知真性情者，非到做詩時方去打算也。……若平時不知持養，臨提筆時要它有性情，何嘗沒得幾句驚心動魄的，可知道這性情不是暫時支撐門面的，就是從人借來的，算不得自己真性情也”。這里須注意，何氏的“性情”說與袁枚的“性靈”說不同：一是前者強調周、孔、程、朱的道學修養和學問功夫，后者則重視個人的性靈;二是前者有濃厚的封建正統思想， 而后者則多少繼承了明代一些進步文學理論，在某種程度上有反叛儒家道統的成分。

總之，何氏理論中“貴自得”和“人與文一”的命題有可取之處，但“性情”、 “學問”說又走向心性人品的修養，導致了他個人創作實踐及宋詩派詩歌創作中遠離社會現實，僅僅描寫個人身邊生活的悲歡，或者在詩歌中堆砌學問，賣弄知識這兩種不好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