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名氏

堂堂大元， 奸佞專權， 開河變鈔禍根源， 惹紅巾萬千。官法濫， 刑法重， 黎民怨。人吃人，鈔買鈔， 何曾見?賊作官， 官做賊， 混賢愚， 哀哉可憐!

據陶宗儀《南村輟耕錄》載：“右《醉太平》小令一闕，不知誰所造， 自京師以至江南，人人能道之。古人多取里巷之歌謠者，以其有關于世教也。今此數語，切中時弊，故錄之，以俟采民風者焉。”可見這支散曲普遍反映了元代人民對當時苛政的極端怨憤之情，所以不脛而走，流傳全國，對揭露當時政治的黑暗起了巨大的作用，產生了深遠的政治影響。

這支散曲最大的特色是直言無忌，一針見血，罵盡說盡，痛快淋漓。開頭四句為第一層，直搗黃龍府，揭露當時政治上的三大弊端：開河，變鈔，奸臣掌權，從而引起遍地紅巾軍農民大起義。元順帝至正十一年(1351)，朝廷征發大批民工治理黃河， 民工因不能忍受監督治河官吏的虐待而舉行起義。開河本是一件好事，卻變成一件勞民傷財、引起民怨沸騰的壞事。變鈔，是元順帝十年時頒行的一種紙幣法——“至正交鈔法”。元朝初年忽必烈統治時，就開始頒行紙幣，叫做“中統交鈔法”，雖然以金銀為鈔本，但官吏們營私舞弊，倒賣假鈔，從中漁利，百姓便深受其害。“歷歲滋久，鈔法偏虛，物價騰貴，奸偽日萌，民用匱乏”(《變鈔法詔》)，在這種難以為繼的情況下，只得改變舊鈔法，鑄“至正通寶”錢作為鈔本。但實際上，“至正交鈔法”卻是不能兌現的紙本位，濫印濫發的結果，造成通貨膨脹，紙幣嚴重貶值，變成一堆廢紙。據《元史新編》載：“行之未久，物價騰貴十倍。”“海內大亂，供軍儲賞犒，每日印造不可數計，舟車裝載，舳艫相接，交料(即紙幣)散滿人間， 京師鈔十錠易斗粟不可得。”元朝紙幣的危害，莫此為甚!

元朝官貪吏虐，奸佞橫行，百姓倒懸，暗無天日。從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至各地方行省的主官，均由蒙古人擔任，階級壓迫與民族壓迫雙管齊下，冤獄之多是空前絕后的。《元典章·刑部二》中說：“今之官吏不體圣朝恤刑之意。不思仁恕，專尚苛刻，每于鞫獄問事之際，不察有無贓驗，不審可信情節，或懼不獲正賊之責，或貪照察之名，或私偏徇，或挾宿怨，不問輕重，輒加拷掠，嚴行法外，凌虐囚人，不勝苦楚。鍛煉之詞，何求而不得，致令枉死無辜。”僅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 一次就發現貪官一萬八千四百七十三人， 贓銀四萬五千八百六十五錠，冤獄五千一百七十六件。而當時的伯顏丞相便是最大的贓官。據《輟耕錄》載：“重紀至元間，太師伯顏丞相專權蠹政，貪惡無比， 以罪左遷南恩州達魯花赤，至興隆，卒，寄棺驛舍。滑稽者題于壁云： ‘百千萬錠猶嫌少，垛積金銀北斗邊;可惜太師無遠智， 不將些子到黃泉’。”

根據以上情況，可見散曲對于當時的弊端概括得非常準確。人民面對著如此暗無天日的人間地獄，走投無路， 當然要揭竿而起，謀求生路了。“堂堂大元”，其虛弱本質不是暴露無遺了嗎?

“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 三句為第二層。“官法濫”是指元朝濫封地方官員，官上有官，迭床架屋，人民倍受其害。元朝官制：路設總管、同知，府設知府或府尹，州、縣設州尹、縣尹;而又規定，路、府、州、縣還要設達魯花赤一員，為最高長官。公元1265年詔“以蒙古人充各路達魯花赤，漢人充總管，回回人充同知，永為定制。”這樣，達魯花赤成為高居于地方官之上的特殊官員，是階級壓迫加上民族壓迫的顯著標志。“刑法重”是指元代律令繁多，刑法森嚴。據《元史·刑法志》載，元代有笞、杖、徒、流、死“五刑”，還有“十惡”、“職制”、“大惡”、“奸非”、“盜賊”、“詐偽”等名目，再加酷吏遍地，贓官如毛，蒙古人連治罪都享有特權，他們無故殺死一漢人只賠償一頭驢子的代價，漢族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焉得不怨?焉能不憤?

“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為第三層。由于連年的水旱饑荒，河南、河北、山東等地的人民無物可食，終于發生“人吃人”的慘事。而鈔法的敗壞，造成紙幣貶值，形同廢紙，人民不愿使用，而奸商趁機牟利，投機倒把，以鈔買鈔。這些都是歷史上的罕見現象，所以詩人激憤地責問道“何曾見”。

最后四句，“賊作官，官做賊，混賢愚，哀哉可憐!”為第四層，對官賊異名、實為一體的腐朽現象作了一針見血的揭露，真有力貫千鈞之勢。莊子早就說過：“竊鉤者誅，竊國者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元朝的贓官，尤其可惡。他們貪贓枉法，不擇手段，已發展到不加掩飾、明取狠奪的地步。象關漢卿的雜劇《魯齋郎》中貪官張珪說：“冒支國俸，濫取人錢，那里管爺娘凍餒，妻子熬煎。”“逼的人賣了銀頭面我戴著金頭面，送的人典的舊宅院我住著新宅院。”對于這樣的贓官，稱他為賊，不是太貼切了嗎?

這支散曲在修辭上也頗有特色。例如“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賊作官，官做賊，混賢愚”數句，將對仗、回文、頂真幾種修辭格熔于一爐，增加了語言的諧謔性和諷刺性，是運用得很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