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諫獵書

司馬相如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截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力不能用，枯木朽枝盡為害矣。是胡越起于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

且夫清道而后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處于萬有一危之途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

蓋明者遠見于未萌，而知者避危于無形，禍固多藏于隱微而發于人之所忽者。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愿陛下之留意幸察。

譯文

臣子聽說物有族類相同而能力不一樣的，所以力氣要稱譽烏獲，速度要說起慶忌，勇敢要數到孟賁、夏育。臣子愚蠢，私下認為人確實有這種力士勇士，獸類也應該是這樣。現在陛下喜歡登險峻難行之處，射獵猛獸，要是突然遇到特別兇猛的野獸，它們因無藏身之地而驚起，冒犯了您圣駕車騎的正常前進，車子來不及掉頭，人來不及隨機應變，即使有烏獲、逢蒙的技術也施展不開，枯樹朽枝全都成了障礙。這就像胡人越人從車輪下竄出，羌人夷人緊跟在車子后面，豈不危險啊！即使一切安全不會有危險，但這類事本來不是皇上應該接近的啊。

況且清掃了道路而后行車，馳騁在大路中間，尚且不時會出現拉斷了馬嚼子、滑出了車鉤心之類的事故。何況在密層層的草叢里穿過，在小丘土堆里奔馳，前面有獵獲野獸的快樂在引誘，心里卻沒有應付事故的準備，這樣造成禍害也就不難了。看輕皇帝的貴重不以為安逸，樂于外出到可能發生萬一的危險道路上去以為有趣，臣子以為陛下這樣不可取。

聰明的人在事端尚未萌生時就能預見到，智慧的人在危險還未露頭時就能避開它，災禍本來就多藏在隱蔽細微之處，而暴發在人忽視它的時候。所以俗語說：“家里積聚了千金，就不坐在近屋檐的地方。”這說的雖是小事，卻可以引申到大的問題上。臣子希望陛下留意明察。

作者介紹

司馬相如（約前179年—前118年），字長卿，蜀郡成都（今屬四川）人。少好讀書，學擊劍。景帝時做過武騎常侍，病免。游梁時結識文士鄒陽、枚乘等游。至梁孝王門下，善辭賦，甚為相得。梁孝王死后，相如回蜀，與卓文君相戀成婚，傳為千古美談。奏《天子游獵賦》（即《子虛賦》和《上林賦》）受到武帝賞識，召用為郎。后以中郎將奉節通西南夷，寫出了《喻巴蜀檄》《難蜀父老》等議論風發的名文。后來拜為孝文園令，不久因消渴疾（糖尿病）免官家居，卒于茂陵。漢代最重要的文學樣式是賦，而司馬相如是公認的漢賦代表作家和賦論大師，也是一位文學大師和美學大家。司馬相如賦才天縱，文思蕭散，控引天地，錯綜古今，結構宏大，氣勢磅礴，想象廣闊，辭藻華麗，曠世莫比。揚雄欣賞他的賦作，贊嘆說：“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邪！”被班固、劉勰稱為“辭宗”，被林文軒、王應麟、王世貞等學者稱為“賦圣”。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將司馬相如和司馬遷放在一起作專節介紹，并指出：“武帝時文人，賦莫若司馬相如，文莫若司馬遷。”魯迅說：“不思故轍，自攄妙才，廣博閎麗，卓絕漢代……其為歷代評騭家所傾倒，可謂至矣”。《漢書·藝文志》著錄其賦二十九篇。明人張浦輯有《司馬文園集》一卷。

賞析：嚴密的邏輯推理，精湛的進諫藝術

司馬相如是西漢杰出的辭賦家。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說他的賦作是“不師故轍，自攄妙才，廣博宏麗，卓絕漢代。”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司馬相如的辭賦具有極高的審美價值。得到充分的肯定和評價。如《西京雜記》記載：“司馬長卿賦，時人皆稱典而麗”“枚皋文章敏捷，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皋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跡矣。”楊子云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皋；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值得一提的是，司馬相如涉及進諫內容的散文別具一格，具有很強的邏輯性和藝術性，傳之于世的主要有《諫獵書》《遺書言封禪事》等，它們集中體現了司馬相如高超的思辨能力。

在君權至上的社會中，很多進諫之臣因“披龍鱗”、觸怒君王而喪命。比干剖心、子胥鴟夷之例，屢見不鮮。故漢文帝時賈山作《至言》借秦為喻，言治亂之道時說：“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闡明人臣的責任，間接提到直諫可能帶來的后果——“死亡之誅”，可見，進諫的風險極大。然而，司馬相如的《諫獵書》，卻寫得在情在理，委婉動聽，饒有意味，讓漢武帝愉快地接受他的觀點。

邏輯思維體現人的理性思辨能力。《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卷第五十七）記載：“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口吃”，我們無從聞得。但他的《諫獵書》卻體現了他極為嚴謹的理性思維，這是勸服別人的一個必要條件。

《諫獵書》是在“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驅逐野獸”時相加為諫獵而寫的文章。《資治通鑒》（卷十七）也記載“（上）與左右能騎射者期諸殿門。常以夜出，自稱平陽侯，旦明，入南山下，射鹿、東、狐兔，馳騖禾稼之地。民皆號呼罵詈”。君王好田獵的后果是很嚴重的，為了進諫漢武帝，司馬相如運用了一系列推理，嚴謹得出“不能田獵”的結論，理由充分，使人信服。

他一開始就寫：“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截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這里舉例說明人當中有殊能者，如秦武無烏獲、古代勇士慶忌、賁（孟）（夏）育等，類比野獸中也有軼材之獸。因為人與野獸有可比點即均為“動物”，只不過司馬相如沒有明說罷了。這個推理稍整理，歸結如下：

人（人是動物）有烏獲、慶忌、賁、育等殊能者；野獸（也是動物）；所以，野獸也有軼材之獸等殊能者。這一個類比推理，肯定了存在軼材之獸的可能性。

接下來，司馬相如列舉了田獵時遇到的種種可能性。“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又有“枯木朽枝盡為害矣”。所以導致“胡越起于轂下，而羌夷接軫也，即禍之不遠之義。想象合理、理由充分，完全符合思維規律中的充足理由律，這是一個充分條件假言直言推理：如果卒然遇軼材之獸，車子來不及掉頭，人來不及應變，則禍之不遠；卒然遇軼材之獸，又有枯木朽株盡為難，所以，禍之不遠。

司馬相如思維相當嚴謹，前面列舉的畢竟是可能性，所以他后而又提了一句“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這一段透過一個類比推理、一個充分條件假言直言推理，隱含相如的看法，即“不要田獵”。此結論通過以下推理推出：如果陛下去田獵，那么就可能遇軼材之獸；如果遇軼材之獸，又有枯木朽株為難等因素，則禍之不遠；不能遠禍，所以，陛下不能田獵。

這是一個充分條件純假言推理的否定后件式。司馬相如雖然在文中沒有明白寫出這個結論，但通過推理是可以很明確得出的。這種進諫風格顯得委婉而不生硬。

《諫獵書》第二段從另一個角度進行諫獵。“且夫清道而后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禍也不亦難矣。”“銜橛之變”指“馬銜或斷，鉤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之義。“內無存變”的“變”就是“銜橛之變”。從中可看出一個推理：如果清道而后行，中路而馳，則時有銜橛之變；如果涉豐草，騁邱墟，則前有利獸之樂；清道而行，中路而馳；涉豐草，騁邱墟；所以，有銜橛之變，也有利獸之樂。

以上是一個假言聯言推理的復雜肯定式。緊接著，司馬相如又用以上推理的結論作為前提，進行一個肯定前件式的充分條件假言直言推理：如果有銜橛之變，有利獸之樂，則為害也不難；有銜橛之變，有利獸之樂，所以，為害也不難。

層層推進，邏輯性極強。綜合分析后，我們可以推出一個隱含的結論，即：如果陛下去田獵，那么就可能有銜橛之變和利獸之樂；如果有銜橛之變和利獸之樂，則為害也不難；小能為害也不難，所以，陛下不能去田獵。

這里得出了和第一段一樣的結論，即對漢武帝進行諫獵，只不過是從不同角度進行闡發，好處是能鞏固加強結論的力度，增強說服能力。

最后，司馬相如用了一句諺語“家累千金，坐不垂堂”來進行類比，說明有千金財產之人尚且罹瓦墜而傷之，更何況是帝王！則更應自愛才行。

如果說很強的邏輯性能使進諫富有說服力的話，那么，注意進諫的藝術則能讓君王樂于接受。

司馬相如極注意進諫的藝術。他舉重若輕，娓娓道來，充滿儒雅風度，這與他外表的風采是吻合的。《漢書司馬相如傳》記司馬相如初到卓王孫家做客時“雍容閑雅，甚都！”大家為他的風采“一座盡傾”。在他的進諫中見不到憤慨激昂的話語，而是委婉易聽，使得漢武帝不知不覺地接受他的進諫。在《諫獵書》中，他進諫的藝術表現如下：

第一、換位思考，站在對方的角度考慮問題，充滿溫情。

換位思考、站在對方的角度考慮問題則容易讓對方接受自己的觀點。著名的《觸龍說趙太后》中，觸龍就是采用這種辦法說服盛怒中的趙太后同意以自己的小兒子長安君為齊國人質的。他告訴趙太后，“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托于趙。”他借太后的愛子之情，提出了“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的觀點。觸龍站在趙太后的角度考慮問題，終于使太后心悅誠服。《諫逐客書》也是從秦王的角度出發，最后說服秦王收回逐客之命。司馬相如的《諫獵書》也是站在漢武帝角度陳述田獵帶來的隱憂，即田獵可能給武帝帶來人身傷害，如遇軼材之獸、銜橛之變等。所以他出于對漢武帝的人身安全的考慮勸武帝不要以萬乘之軀貿然犯險。這種話讓人感到如沐春風，充滿溫情，是漢武帝“善之”。

賈山在漢文帝時也曾諫獵。《漢書·賈鄒枚路傳》記他在《至言》中提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馳，百官之墮于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于政矣。”這里，田獵的弊端顯得非常尖銳，它不只是一種娛樂，而且關乎國家社稷大事。賈山的所恐之事，不僅不是危言聳聽，而且還很嚴肅、深刻。但是，從接受者的角度上說，這些話難免會掃君王的興，稍有不慎，則會給賈山帶來嚴重的后果。

所以，司馬相如與賈山同樣都諫獵，前者更具有藝術性，它不是取巧賣乖，而是體現了司馬相如洞察人心的能力。他首先把漢武帝當成“人”而不是身負重任的“帝王”，然后把他的閑雅風度貫穿在進諫中，他就如朋友般加以關懷，他的進諫當然更讓人樂于接受了。

第二、含蓄委婉，低位規勸，語氣謙和。

從他的這篇文章我們能充分體會到這點：司馬相如不是生硬地批評漢武帝的錯誤，而是通過層層推理得出“不能田獵”的結論，含蓄地點出漢武帝的不當之處。《史記·滑稽列傳》（卷一百二十六）記載：“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于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之”，如果說優旃的進諫，委婉中略帶譏諷的話，司馬相如則是一點譏諷的意思也沒有。他說“臣之愚”“竊以為”“臣愿陛卜之留意幸察”“愿陛下全之”等等，他不說軼材之獸“犯上”，而說“犯屬車之清塵”……這些例子比比皆是，通過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司馬相如對漢武帝極為尊敬，提到自己的觀點時則極為謙虛，基本上采用虛擬語氣，顯得很委婉，無任何強加于人之感，這種態度比較容易贏得他人的好感。這是他進諫的藝術，也是他進諫易為漢武帝接受的又一原因。

第三、以微知著，進諫中帶有哲意的思考。

司馬相如的進諫舉重若輕，款款道來，在《諫獵書》中，他雖站在漢武帝的角度，從小處入手闡述田獵帶來的人身傷害，但并不說明他的文章沒有哲學的深度，相反，他能以微知著，從小事中概括出深刻的生活哲理。他說：“蓋明者遠見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無形，禍固多藏于隱微而發于人之所忽者。”其實，在司馬相如的作品中，這種例子比比皆是，如在《遺書言封禪書》中，他說：“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誰存”（即“沒有開始順善而后不昌大的，沒有誰可逆失而能久存的”之義）他說：“故軌跡夷易，易遵也；湛恩檬涌，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即：因此，軌法蹤跡平易，則讓人容易遵守；深恩廣大，則容易興旺；法度顯露明確，則容易效法；皇位承襲問題理順，則容易繼承大業）等等。這種話頗引人深思，對于被進諫者來說，他這充滿智慧、蘊含深刻哲思的語言何嘗不被樂而受之呢？

司馬相如的辯才是十分出眾的，根據《資治通鑒》（卷第十七）記載：“上自初即位，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上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后又得吳人朱買臣、趙人吾丘壽王、蜀人司馬相如……并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可惜的是，史書上并沒有詳細記載司馬相如如何與他人進行辯論，他高度思辨的邏輯思維能力，我們也只能從他傳下來的作品中窺得一鱗半爪。對司馬相如的研究，多數學者集中在他的辭賦上，畢竟漢武帝時代是辭賦最興盛的時代，而司馬相如是最偉大的代表作家。《諫獵書》則是從另外一個角度讓我們加深對司馬相如的認識，他富麗的文章詞采與嚴謹的邏輯思維相得益彰，他忠心耿耿卻又不盲從，他進諫君王卻又能脫離“文死諫”的老套，顯示了瀟灑儒雅的個性風格。

總之，司馬相如在文學上的成就以及對世人的影響是多方面的。誠然，也有不少文人暗地里譏笑諷刺司馬相如阿諛奉承，寫的文章夸張失實。然而，一代有一代之文章，大漢帝國繁榮、空前統一，司馬相如的文章反映了這個強大的漢帝國的面貌，也多少表現了當時統治者一種發揚蹈厲的精神。他的辯才、進諫的邏輯與藝術也將為今日勸服、游說等社會活動提供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