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答錢公輔①學士書》唐宋散文鑒賞

比蒙以銘文見屬②，足下于世為聞人③，力足以得顯者銘父母，乃以屬于不腆④之文，似其意非茍然，故輒為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損⑤。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⑥，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為之耳。

家廟以今法準之，恐足下未得立⑦也。足下雖多聞，要與識者講之。如得甲科⑧為通判，通判之署⑨，有池臺竹林之勝，此何足以為太夫人之榮，而必欲書之乎？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不能行道，適足以為父母之羞。況一甲科通判，茍粗知為辭賦，雖市井小人⑩，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為太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悲歡榮辱于其心也。太夫人能異于閭巷之士，而與天下有識同，此其所以為賢而宜銘者也。至于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七孫者乎？七孫業文{11}有可道，固不宜略。若皆兒童，賢不肖未可知，列之于義何當也？諸不具道{12}，計足下當與有識者講之。南去{13}愈遠，君子惟慎愛自重。

【注】

①錢公輔：字君倚，常州武進（今屬江蘇）人。皇祐元年（1049）進士。仁宗時為太常丞、集賢校理，曾通判越州。其時（至和二年，1055）帶有集賢院學士銜。②蒙：敬詞，承蒙。屬：同“囑”，委托。③聞人：有名望的人。④腆（tiǎn舔）：美好。⑤增損：增加或者減少，此指修改。⑥見還：將原文退回來。⑦立：建立，指家廟，即宗族祠堂。⑧甲科：科舉考試的第一等。⑨通判：官名。在州府設置，地位略次于知府、知州，與地方長官共同處理政務，而且還有監察官吏的實權。署：官署，官員辦公的地方。⑩市井小人：普通老百姓。市井，街市，舊時交易的地方。{11}業文：以文為業，都是學習寫文章的人。{12}諸不具道：種種不一一細說。{13}南去：指錢公輔到越州（今浙江紹興）任通判，地在北宋首都汴京之南，而作者寫此文時在京任群牧判官。

這是一篇書信體的作品，作于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王安石當時在朝中任群牧判官。古代書信體的作品，有不少名篇，風格多樣，這一篇是長于說理的佳作。

之前，朝中同僚錢公輔請王安石為他去世的母親永安縣太君蔣氏作墓志銘，王安石答應了。但墓志銘寫好給錢公輔后，卻收到錢的一封來信，認為“未副所欲”，即不符合錢家的要求，希望“有所增損”，對內容進行適當修改。這很出乎王安石的意外。他不愿意改動，要求將自己起草的墓志銘退回。為此，還特地寫了這封信予以正面答復，就是本文的《答錢公輔學士書》。

文章第一段用以介紹具體的情況，說明復信的原因。對方希望能夠有所修改，但是自己堅持自己的原則，認為“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對方看不上，那么只有請對方將原文送回，另請高明撰寫。在這里，作者的態度是認真而嚴肅的，無可動搖也不可調和的。

接下來的第二段中繼續申說“不可改”的幾條理由。第一，“家廟以今法準之，恐足下未得立也”。意思是說，像太常丞、集賢校理這樣的小官是不能立家廟的，只能是“祭如寢”。所以，即使以蔣氏丈夫錢冶而論，也才是“贈兵部員外郎”的職務，同樣不符合立廟的標準。故而，均不能寫進墓志銘里去。

第二，錢公輔有五個兒子，但還有公諒、公謹（官鄭州新鄭尉）、公儀、公佐四人的官銜均不值得寫進去，七個孫子尚還年幼，“賢不肖未可知”，也不宜列名。如果長大了，“業文有可道”，當然可以增加。至于“通判之署”，有“池臺竹林之勝”，風景雖美，也不值得寫進先人墓志銘中來夸耀。這明確表明了作者的基本觀點是重道輕俗，認為錢公輔口口聲聲要增加的東西都是俗不可耐的。

后文里的“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茍不能行道，適足以為父母之羞”就是間接諷刺說一個人官有多大，廟有多富麗堂皇，官署有多美麗，都是次要的，如果斤斤于此，足以說明為人之俗，視野之窄。

第三，作者在墓志銘中強調的恰恰是錢母蔣氏的高貴品德（即儒道），“自其嫁至于老，中饋之事親之惟謹（親自下廚房），自其老至于沒（去世），紉縫之勞（親手操持縫補之事）猶不廢”。描繪了一位一生孝順、勤勞、吃苦、公正、謹慎的古代妻子，處處體現出她的奉獻精神。這是應該銘記卻被錢公輔而忽略的，也是作者認為不應該的地方。

這封信雖然沒有表達什么高遠的志向，但是凸顯了一個最起碼的道理，就是利用先人的功名來追求名利是十分低俗的行為，是不可取的。

后人評論

唐順之：“語甚切直，可以裁諛墓者。”（《文編》卷四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