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去世后，我在他桌子的抽屜里，發現了他寫的A自傳，只有短短的21頁紙，簡略地記載著他一生的匆忙和滿足，每次讀它我都禁不住淚流滿面。

父親十歲時，連年鬧災荒，由于家里人多（他弟兄五人，一個姐姐），糧食很快吃光了。開始，帶糠的棗核還能買得到。吃了棗核渣，屙不下來，就用錐子捥。吃花生秧。村里村外的榆樹皮也被剝得精光。沒東西吃，餓得皮包骨頭，頭都抬不起來。爺爺奶奶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他們擔心呆在家里會餓死，無奈，就遞給父親一條布袋讓他去要飯。

走到村東的小河邊，父親實在邁不動腳步了，便蹲在墻角下曬太陽。父親伸不出那只向他人乞討的手，更舍不得那張自尊的臉。他擺弄著布袋，發現布袋上有個窟窿，就有了不去的借口和理由。他折回村里。

一進村，碰見一位大輩分的婦女，正舉著一塊糠面餅一邊吃一邊從巷子里朝外走。她見父親餓得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便掰下一三角給他吃。父親咀嚼得如美味佳肴。當時，父親就想，長大了，一定忘不了鄉親們。

父親給村里辦的第一件善事，是最先給每家每戶安上了電燈。

記得那年我八歲，下學回來，見幾個腳穿膠鞋、頭戴安全帽的陌生人，在村南的地里，推著一盤一人高、纏著麻繩粗的電線線盤，我和幾個小伙伴好奇地遠遠站在一邊看。聽人說，村里要安電燈了。

那天，在我家院門口，碰見一個頭戴安全帽的年輕人，他笑著問我：“你爹叫啥？”

我回答，叫王懷亮。

他說：“知道不，就是你爹找我們局長的，這兒是山里最先拉上電燈的村。”

半月后，送電了。家里突然明亮起來，比煤油燈不知要明亮多少倍呢！我的心也隨之明亮了！

父親又幫村里安上了自來水。

村里原有兩口水井，村東一口供村東的人吃水，河邊一口供村西的人吃水。以前，村民們都是提著井繩擔著擔杖朝家里擔水。下雨下雪多有不便，特別是河邊那口井，臺階高。我十二歲開始一天擔兩擔水，它讓我吃盡了苦頭。而現在，只要在自家院里擰開水龍頭，清泉就會嘩嘩流出。

再后來，父親跑來點資金，又帶頭捐款，在村東的河上，也就是當年他去要飯歇腳的地方，架起了一座石橋，消除了老鄉們的涉水之患。

從前，有許多人親口對我講過，說父親是個誠實的人，是個老實人。

當下，“老實人”在一些人眼里是個貶義詞，意思是沒能耐、比較窩囊。但我認為他們說父親的“老實”是褒義的，是說父親講誠信、不欺騙。

父親在任邢臺縣西水東調指揮部副指揮長時，夜以繼日地為野溝門水庫的修建和東調水渠的開挖忙碌著。

有一天，他帶技術人員到西河口水渠涵洞施工現場查看，為鼓勵他們大干快上，面對幾十名民工，父親承諾，明天中午他要親自給大家送飯。

不料，第二天上午一陣電閃雷鳴，天下起了大雨。快到中午時，父親冒雨擔著蓋有塑料布的兩桶面片湯，手提一布袋饅頭出現在施工涵洞。他衣裳上的雨水不住地滴滴答答往下掉。

民工們一見，都驚喜地圍了上去。

帶班長上前緊握父親的手，激動地說：“指揮長，這么大的雨，叫炊事員送就行了，您還親自來！”

父親說：“既然我說要來，就得守信用。”

帶班長說：“非常感謝指揮長！我一定要帶領大家埋頭苦干，不辜負您一片期望！”

1981年夏天，我剛到城里參加工作。娘和兩個妹妹，從山里的賈莊村，搬到了邢臺市楓林街縣社家屬院。那時，大哥和二哥都已結婚另過。父親要求我和三哥搬回家住。

長這么大，我和父親在一起的時間并不多，猛一下生活在一塊兒不習慣。況且，父親對我們很嚴厲。在家住了一段時間，覺得別扭，于是我要求搬回公司住，理由是公司安靜、有時間看書學習，這一要求卻遭到父親反對。當時，我并不理解父親。后來，他在跟同事們談話時，我在一旁聽到了，才懂得他這樣做的目的：一是便于培養父子感情，二是守在身邊便于管教。

我一直認為父親是一個粗魯的人，因為他經常罵孩子們，尤其對我更甚。我參加了工作，有一次和他犟嘴時，他還杵了我兩拳，結婚后，他還當著我妻子的面罵過我。但那一次，父親領回來一位客人，在我家住過一晚上。從此，我改變了對他的看法。

那是一個冬天的傍晚，下班回家的父親，身后跟著一個花白頭發、農民打扮的老者。

一進屋門，父親便請老者坐在沙發上，然后對我說：“這是我的高小老師，讓你娘炒倆菜！”

平時，我家飯桌上都是一盤菜，那晚出現兩大盤不同的炒菜，證明家里來了貴客。

我們圍坐在小低桌周圍，父親請老者坐在平時他坐的沙發里，父親，則和我一樣，坐在一邊的小板凳上。

吃飯時，父親不時客氣地讓老者夾菜吃，還親手給他遞燒餅。

老者只教過父親一年的課，卻成了父親永遠的老師。

第二天早晨，老者起床后，父親從自來水管里接了涼水，又從暖瓶里倒出熱水，用手試過水溫后，才請老師來洗臉。老師洗臉時，父親手拿毛巾恭敬地站在一邊。老師洗完，父親遞上毛巾，然后把臉盆的臟水倒掉……

在家，父親對我們這些子女很嚴厲;可在外，他從不拿官架子。他對人很有禮貌，特別是對鄉下的農民，像是和風細雨，唯恐他們感到陌生或者不自在。

父親當副縣長時，主管我們縣財貿工作，可以說從他手過錢無數，而實際上，父親是一個很仔細很節儉的人。

三哥結婚前，每月的工資都要交回家里，手里只留一百元的零花錢。三哥結婚后，父親仍要他向母親交工資，父親的“苛刻”實在叫人無法忍受，三哥只好搬走另過。

每月，我的工資交沒交，父親都要過問。我是上發薪還是下發薪、工資多少，他都一清二楚。

1992年我結婚時，父親要給我在木器廠定做大哥、二哥、三哥結婚時一樣的一套家具：一個半開門的立柜，一個雙人板床，一個寫字臺，兩把木椅，另外縫制幾套被褥，除此之外，沒有別的。

“現在什么年代啦！”妻子極力反對。

經過幾次“拉鋸”、磋商，無奈下，父親才同意給我換成一套組合立柜、一個包廂床、一個寫字臺、椅子換成了一組拐角沙發。彩電和洗衣機都是妻子陪送的。

父親對我們很“小氣”，其實他對自己也是如此。

父親是從苦難中走過來的，所以他年輕時就很懂得如何縮衣節食。

從前，我聽他的同事說過，跟他出差在外很憋屈，他啥東西也舍不得買不說，吃飯還要撿最便宜的。

父親退休后的第二年，搬到了縣地稅局家屬院去住，當時，他對母親說：“你看咱多享福，住的和金鑾殿一樣，比以前皇帝住的皇宮都強。”

其實，他住的是一套極平常的單元房，但在父親眼里，這已很奢侈了。

父親從沒主動讓人給他過過生日。

他當領導時，單位里幾個晚輩，每年都嚷著要給他舉辦生日宴會，他總是推脫說：“等退休了再說吧！”

而退休了，人們再催促他時，他又推脫說：“過生日太麻煩，以后老了再說吧！”

直到他六十九歲那年，子女們都要求給他過生日時，他才說：“明年吧！等我七十歲了吧！”

可就在七十歲生日的前夕，他突患腦出血成了植物人，再沒醒來。

從父親成為植物人那年起，每到父親生日那天，我們兄妹六人都不約而同聚到一起，給躺在病床上的父親，給沒有意識的父親，舉辦生日宴會，算是彌補我們這些做子女的遺憾。

我最早記事，是父親蓋老家的紅石頭房子。那時，我還是一個光屁股孩子，常在石頭堆里穿行。石匠叮叮當當鑿飛的石渣，濺到身上，疼得我呲牙咧嘴，然而還沒顧上喊出聲，就被石匠呵斥跑了。

爺爺本來在老家的垴上給父親分了兩間舊房，我出生那年夏天，幾場暴雨竟使石板房滴滴答答漏個不停，再說孩子們越來越多，炕上擠不下，蓋房便成了家里的當務之急。父親心里卻暗暗叫苦，因為他手里既沒錢又沒糧。

在橫穿村中小河的西側，大隊給我家劃了一塊宅基。父親決定借錢借糧先蓋三間新房。

他抽空匆匆回家，當天找石匠、找家具、發面蒸饅頭，一刻不停，直忙到夜里12點。第二天凌晨4點起床接著蒸饅頭。父親和石匠們一塊兒抬石頭運石頭。平時，他一頓飯要吃3個饅頭，那幾天中午，也不知道是累得還是舍不得吃，他只吃半個饅頭就吃不下去了，下午還要繼續干活，手指都磨出了血印。離開家后，十天半月才能緩過勁來。

因為蓋房子，家里過幾年緊日子，經濟上緩緩勁，然后再接著蓋。老家現在那一全院，父親分三次才蓋好。

我十歲那年平生第一次“出遠門”，是去父親“單位”。 那時，父親住在野溝門水庫建設工地的工棚里。我放了寒假，陪他去值班。

人們大都回家過年了，工地上顯得很冷清。我在那里住了十多天。

野溝門水庫距我老家只有三十里地。回家時，父親沒時間送，我是搭順路的貨車回來的。

平時，修水庫的民工一萬多人，幾十個施工點同時施工，供應、技術、民工安排、處理傷亡事故……諸多的事情忙得父親不可開交。父親有時到漿水、有時到山西陽泉出差，經常從我們村邊路過，可他就是顧不上回家看看。古代有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父親修水庫五過家門而不入是常事。

后來，父親在縣商業局當了副局長，在縣供銷社當了主任，在縣政府當了副縣長……父親曾代表邢臺縣政府，兩次出席全國“學大寨學大慶”等重大會議，并在會上作典型發言。

至今，家里的墻上，還掛著父親當年受到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等國家領導人接見時的合影。

很多人這樣評價父親：他是靠實干“上去”的。換言之，勤勞使他一步步走上了領導工作崗位。

父親的品質、作風、性格、愛好等等，自然不自然地在我們這些孩子們以及孩子們的孩子們身上顯現，自然不自然地形成一種“門風”，形成和確立了我們的家風。

如今，我們兄妹們都過著幸福的生活，而我們的身上，始終都保持著那根深蒂固的、質樸的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