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抗戰后期和解放戰爭時期的國民黨統治區的文學運動和創作。皖南事變后，國民黨反動派一面加緊同敵偽勾結，從事投降賣國活動，一面強化法西斯統治，對進步文化實行高壓政策。作家生命沒有保障，創作沒有自由，進步書刊演出活動遭受查禁。加之物價飛漲，苛捐雜稅重壓，文藝事業受到嚴重摧殘。黨領導廣大文藝工作者，同國民黨的壓迫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發表文章揭露批判國民黨封建法西斯主義的文化思想和政策，針鋒相對地提出建設“反法西斯主義的自由民生的文化”的主張，要求文化為“人民大眾”服務；通過紀念作家壽展、創作活動，總結經驗，提高認識，鼓舞斗志等等。抗戰勝利后，進步的文藝工作者更與廣大人民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要和平，要民主，要自由的斗爭相結合，團結戰斗，終于沖破了反動派的壓迫，取得了斗爭的勝利。著名詩人、學者聞一多拍案而起，為此獻出了生命，另一著名詩人朱自清，寧肯餓死，不領美帝救濟面粉，表現了高尚的民族氣節。《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國統區的文藝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1944年元旦，重慶《新華日報》以《毛澤東同志對文藝問題的意見》為題，摘要發表了《講話》的基本內容，周恩來同志親自領導了《講話》的學習、宣傳、貫徹工作，有力地促進了國統區文藝的發展。

四十年代中后期，國統區進步作家內部發生了關于現實主義和“主觀”問題的論爭。1944年1月，胡風在他主編的《希望》創刊號上，發表了他的《置身在民主斗爭里面》和舒蕪的《論主觀》兩篇文章。胡風主觀意圖是反對教條主義。他認為作家由于從政治概念出發，使作品成了“抽象概念底冷冰冰的繪圖演義”，提出作家只有發揮主觀戰斗精神，“只有從對于血肉的現實人生搏斗開始，在創作里面才有可能得到創作力底充沛和思想力的堅強”，才能對目前的“客觀主義”進行斗爭。舒蕪的文章，則從哲學上說明、支持胡風的觀點。有些文藝工作者對此提出了不同的批評的意見，于是引起了論爭，而且一直繼續到開國前夕。接著又發生了因對茅盾的《清明前后》和夏衍的《芳草天涯》兩本劇作評價不同的爭論。這一論爭涉及了對當時文藝界存在問題的認識。胡風認為主要問題是教條主義，是主觀精神的缺乏造成現實主義的不足；有一些問題更有害的是文藝創作和批評中的“非政治傾向”。此外還涉及到如何認識政治理論、世界觀對創作的作用，文藝批評的標準等問題。這些問題十分重要，但由于當時主客觀條件限制，影響討論深入進行，一時難于作出深刻的馬克思主義的回答。解放戰爭時期還進行了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文藝思想的批判。當解放戰爭進入全面反攻，蔣家王朝即將覆滅之時，一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鼓吹“中間路線”，幻想走“第三條道路”，在文藝上宣揚“自由主義”文藝觀，重復三十年代“自由人”、“第三種人”的論調，反對文藝為革命斗爭服務。進步的文藝工作者對他們進行了及時的揭露和批判。這一斗爭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全面勝利而告終。

本時期的文學創作，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傳播和解放區文藝的影響，也有了新的變化和發展。在內容上加強了對國民黨統治黑暗現實的揭露，諷刺的暴露的作品占有突出的地位；在藝術形式上，表現了向民族化大眾化方向的努力。在小說方面有沙汀揭露國民黨基層政權的短篇及著名的“三記”(《淘金記》、《困獸記》、《還鄉記》)，巴金描寫大后方國民黨統治下醫院腐敗的《第四病室》、反映國統黑暗面貌的《寒夜》，老舍描寫北平淪陷區市民生活的《四世同堂》，此外，錢鐘書的《圍城》、路翎的《財主底兒女們》、黃谷柳的《蝦球傳》和張恨水的《五子登科》，都是有影響的長篇。戲劇方面，歷史劇和諷刺劇作獲得了新的機運。在國民黨高壓政策下許多劇作家選取歷史題材，以古喻今，抨擊國民黨蔣介石的破壞抗戰，發國難財，揭示慘痛歷史教訓，激發人民團結戰斗。除郭沫若以《屈原》為代表的優秀六部歷史劇外，陽翰笙的《草莽英雄》，歐陽予倩的《忠王李秀成》等都具有代表性。諷刺喜劇則有陳白塵的《升官圖》，吳祖光的《捉鬼傳》等，對國民覺種種丑態和惡行進行了無情的諷刺，發生了強烈的現實影響。此外茅盾的《清明前后》、夏衍、于伶、田漢等人的話劇創作，多方面地表現了蛻變中的社會現實和作家鮮明的革命立場。詩歌方面則以政治抒情詩和政治諷刺詩創作最為突出，產生了象袁水拍的《馬凡陀的山歌》和臧克家的《寶貝兒》、《生命的零度》、《冬天》等那樣的政治諷刺詩，冷嘲熱諷，辛辣鋒利，給予國民黨反動派以有力的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