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是1978年在鄧小平等中央負責同志的領導和支持下進行的一場具有重大意義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和思想解放運動，是粉碎“四人幫”以后我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以后，全黨和全國人民歡欣鼓舞。隨著揭批“四人幫”運動的展開，廣大干部和群眾越來越迫切地要求徹底查清和摧毀“四人幫”的反革命幫派體系；對包括“天安門事件”在內的一大批冤、假、錯案進行平反；希望在全黨、全國享有威望的鄧小平和陳云盡快出來參加中央的領導工作。但是，這些要求遭到了抵制和阻撓。當時主持黨中央工作的華國鋒以“高舉毛主席的旗幟”為借口，繼續(xù)維護舊的個人崇拜，并且制造和接受對自己的個人崇拜，先是要求“繼續(xù)批鄧”，以后又一再重申“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而對于“四人幫”的流毒很廣的反動文章和“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口號，則設下層層禁區(qū)不準批判，使揭批查運動難以深入下去，撥亂反正工作難以順利進行。1977年2月7日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社論名義發(fā)表的《學好文件抓住綱》，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兩個凡是”最早是在1977年1月按照華國鋒的意見為他準備的一份講話草稿內提出的，后來華國鋒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又重申了“兩個凡是”的觀點。“兩個凡是”的提出，引起了廣大干部特別是老干部的憂慮，如果按照“兩個凡是”的方針辦事，那末，“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就不能克服，人民群眾的希望就要落空。

鄧小平最早旗幟鮮明地反對“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他在1977年4月14日給黨中央的信中指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高舉和捍衛(wèi)毛澤東同志這面光輝偉大的旗幟，“我們必須世世代代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yè)，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yè)，勝利地推向前進”。同年7月，鄧小平在黨的十屆三中全會上又對這個原則作了進一步的闡明。他說，我的意思是，要對毛澤東思想有一個完整的準確的認識，只有這樣，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澤東思想，損害毛澤東思想。顯然，完整地準確地理解和運用毛澤東思想，是針對著“兩個凡是”這個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錯誤原則提出來的辯證唯物主義的科學原則。在這之后，開始出現了一些在理論上和政策上撥亂反正的好文章。1977年底，中央黨校根據胡耀邦的意見，明確規(guī)定研究黨的歷史要遵守兩條原則，一條是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的有關指示，一條是以實踐為檢驗路線是非的標準。形勢的發(fā)展，逐漸提出判斷路線是非、思想是非、理論是非究竟以什么為標準的問題了。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1978年5月10日，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發(fā)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11日又以特約評論員名義在《光明日報》發(fā)表，當天新華社轉發(fā)了這篇文章，次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同時予以轉載，全國絕大多數省、市、自治區(qū)的報紙也陸續(xù)予以轉載。這篇文章闡明了檢驗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理論與實踐的統(tǒng)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任何理論要不斷接受實踐的檢驗等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并闡明了革命導師是堅持用實踐檢驗真理的榜樣。這是從根本理論上對“兩個凡是”的否定。這篇文章的發(fā)表，在廣大干部和群眾中引起了強烈反響，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一個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但是，當時中央分管宣傳工作的汪東興在許多場合指名譴責這篇文章，說什么文章的矛頭是指向毛主席思想的，批評刊登這篇文章的報社負責同志沒有黨性，甚至提出，這是哪個中央的意見?他還針對當時全黨要求撥亂反正、肅清“四人幫”的流毒的潮流，提出了三句話：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丟刀子，三不要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這樣，一場關系到黨的思想路線的原則分歧的爭論就必然要更廣泛地展開了。

1978年6月2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針對當時的形勢再次精辟地闡述了毛澤東關于實事求是的觀點。他說，“我們黨有很多同志堅持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原則，這是很好的，我們一定要發(fā)揚。但是，我們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卻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f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還認為誰要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fā)，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誰就是犯了彌天大罪。他們的觀點，實質上是主張只要照抄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同志的原話，照抄照轉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說這是違反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違反了中央精神。他們提出的這個問題不是小問題，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問題。”鄧小平明確指出，那種只許把過去的一些文件逐字逐句照抄一通，不許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否則就被認為是違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奇談怪論的現象，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是一種思潮；它反映了林彪、“四人幫”把我們黨、我們軍隊的思想搞亂到什么程度，把我們的革命學風敗壞到什么程度。據此，他說：“我們一定要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這確實是一個十分嚴重的任務。”鄧小平的講話得到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熱烈擁護。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f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方針，很快地成為全黨解放思想的銳利武器。但是，華國鋒對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仍然采取壓制的態(tài)度。6月24日，《解放軍報》發(fā)表了特約評論員文章《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這篇文章比較系統(tǒng)地從理論上回答了對于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原則所提出的責難，得到了當時擔任中央軍委秘書長的羅瑞卿極大的支持和幫助，他親自作了多次修改，并審閱定稿。這一段時間，中央和地方報刊還發(fā)表了許多闡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許多省、市、自治區(qū)和單位相繼召開了各種形式的理論討論會，使這一討論逐步深入。

1978年9月，鄧小平在東北地區(qū)視察工作時，又針對這個問題進一步作了闡述。他說：“怎么樣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是個大問題。現在黨內外、國內外很多人都贊成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什么叫高舉?怎么樣高舉?大家知道，有一種議論，叫做‘兩個凡是’，不是很出名嗎?凡是毛澤東同志圈閱的文件都不能動，凡是毛澤東同志做過的、說過的都不能動。這是不是叫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呢?不是!這樣搞下去要損害毛澤東思想。”“我們現在要實現四個現代化，有好多條件，毛澤東同志在世的時候沒有，現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據現在條件思考問題、下決心，很多問題就提不出來、解決不了。”他還說，“兩個凡是”的觀點不正確，如果毛澤東同志在世也肯定不能同意。11月，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內又說，不能要求毛澤東同志的每一句話都是正確的，如果這樣，林彪的“天才論”不就對了嗎?在12月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中，鄧小平提出具有重要意義的“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方針。他具體分析了形成那種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的狀態(tài)的歷史條件及其危害以后，充分地估價了關于真理標準討論的重大意義。他明確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眾的思想，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他說，“目前進行的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大家認為進行這個爭論很有必要，意義很大。從爭論的情況來看，越看越重要。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fā)，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又說：“只有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fā)，理論聯(lián)系實際，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順利進行，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也才能順利發(fā)展。從這個意義上說，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在12月底召開的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高度評價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重新確立了黨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這就為歷時近一年的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作了結論。

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涉及的問題很多，但是最根本的分歧在于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究竟應該采取什么態(tài)度，怎樣才算是堅持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問題。通過討論，弄清這個問題，對于打破過去盛行的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的精神枷鎖，對于黨的指導思想和各條戰(zhàn)線實際工作的撥亂反正，產生了巨大作用，對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都有深遠的歷史意義。通過這一討論，也進一步活躍了學術空氣，促進了哲學理論的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