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族，子姓，我國古老的東方部落，始祖名契。從契始商部落進入父系社會，到成湯滅夏止，歷經十四世，曾八次遷徙。成湯時商族發展起來而西進，與夏族沖突。滅夏之前做了充分準備，先滅夏的屬國，最后與夏戰于鳴條，桀敗南逃死于南巢，夏亡。成湯建立商朝定都于亳，至商亡共傳十七代、三十一王，歷時四九六年，或說六百余年。商建國后，向黃河中上游發展，比夏統治范圍廣，以河南中部為中心，東至海，西到陜西，北到河北，南抵湖北，為“邦畿千里”的奴隸制大國。成湯之后，仍然“不常寧，不常厥邑”，直到盤庚即位，商族已有五遷，最終盤庚遷到殷。盤庚遷殷是商朝歷史的重要事件，它扭轉了以前的動亂局面，加強了商王室的統治，自此后經八代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為商朝的新發展打下基礎。到武丁時商朝達于頂盛。武丁知人善任是一個有赫赫武功的君主，除商本土外，還控制三十多個隸屬于商的方國。商王國的中央統治機構是：商王是奴隸主階級的總頭，占有全國土地和臣民，自稱“余一人”受上帝的旨意來主宰人間的一切。他又是商族的最高族長，靠血緣紐帶維系統治。商王傳位方法有兩種，商朝中期以前多為兄終弟及；后期多為父死子繼，但無嫡庶之別。商王以下有重臣：尹，國王輔佐，或稱“多尹”；乍冊，負責制定政策；史、卜人、貞人或稱巫，掌管宗教祭祀；多射、衛、戍、師、多馬、多亞等管理軍事。此外還有小臣、小籍臣、小多馬羌臣、百工、多士等中下級官吏。邦伯、百執事為地方官僚。地方行政機構的劃分是：王都所在地為王畿，當時叫大邑商。都城之外的居住區叫鄙。在商王國的區域內分布著許多聚族而居的小邑，是社會的基層組織。中央對地方控制實行外服制，有侯、甸、男、衛四服，既是一種地方行政區劃，又是一種服役制度。商王擁有三師常備軍，設有監獄叫“美里”或“圜土”，并有殘酷異常的刑法。商人迷信，侍奉上帝、祖先和山川土地等自然神，是國家僅次于征伐的第二種大事，商王無日不卜，無事不卜，他通過問卜與神聯系，這是統治人民的重要手段。我國進入階級社會后，氏族組織沒有打破，血緣紐帶變成階級壓迫的工具，商朝就牢固地保留著氏族制殘余。因而商朝仍保有了某些氏族民主制的傳統。商代已進入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社會，但仍處于以木石工具為主的游耕階段。木耒是常見的農具，大量使用石器，在殷墟一地就發現了三千多件石鐮。此外還有蚌器，青銅農具也有發現，但極少。農業生產技術有所提高，一般采取名曰“田”的簡單協作的耕作方式。農作物種類甚多：禾，泛指一切谷物；黍，即糜子；稷是谷子；來為小麥；麥是大麥；還有稻。經濟作物也有發展，有菜園、果園和桑園。糧食產量也有提高，當年食用有余則儲于倉窖之中，或用于造酒。殷人酗酒成風，說明余糧不少。畜牧經濟也有發展，卜辭所見六畜俱全。狩獵捕撈也在經濟中占有一定地位。以青銅制造為代表的手工業，在農業發展的基礎上也發展起來。奴隸勞動大量用于手工業。生產門類增加，作坊規模擴大，分工較細，技術空前提高。制陶是商代主要手工業部門之一。陶器是商代人日常生活用具，生產量很大，種類多。陶質除一般灰陶、黑陶、紅陶外，還出現了釉陶。鄭州出土的青釉瓷尊雖屬原始瓷器但已與一般瓷器接近。商代晚期又出現了白陶。骨器、玉器也很普遍，紡織業除麻織外還有絲織。漆器制作也達一定水平。建筑業成就很突出，鄭州、殷墟的商代城市都有一定布局，城內外布有宮殿、居民區、作坊、陵墓，街道井然有序。用于交通的舟、車均已出現，這便于商王國與遙遠的外地構成貿易聯系。商代奴隸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斗爭包括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兩個方面。當時實行井田制，這是一種土地從公有向私有過渡并具兩重性的農村公社所有制。井田上勞動的主要是眾人或稱眾，文獻上又稱小人，他們是公社自由民或叫平民。商代奴隸制并不發達，農業生產未見使用奴隸，他們或用于手工業或用于家內勞動。奴隸主要來源于戰俘，因為沒有人身自由，往往被大量殺戮和殉葬。據甲骨文資料從盤庚到亡國，用于人祭者至少殘殺一萬四千余人。這是對人的勞動價值認識不足的表現，社會尚處于不發達的奴隸制階段。貴族奴隸主生活腐朽，階級矛盾在商后期日益尖銳，祖甲即帝甲時期是商朝歷史的轉折點，七世后到紂時亡。商朝階級斗爭情況留下的資料不多，奴隸有逃亡、騷動；平民則有怠工、逃亡乃至暴動。帝乙、辛即商代最后二王時，屢征夷方、盂方。帝辛時征戰經年不息，消耗了大量物力人力，從而加劇了階級矛盾與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此時商的屬國周，在西方興起，乘紂伐東夷之機一舉滅商，時在約公元前十一世紀。對于奴隸制商王國的認識目前史學界尚不一致，分歧的焦點在于對商的奴隸制所處的發展程度的認識不一。郭沫若的《中國史稿》、翦伯贊的《中國史綱要》、徐喜辰的《井田制度研究》等，都闡發了各自不同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