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乾隆時期(1723－1795)，清王朝政權鞏固，經濟繁榮，思想文化統治收到效果，考據之風日熾，詩壇又彌漫著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風氣，出現了三個有代表性的詩歌流派，提出了不同的論詩主張。

沈德潛(1673－1769)，字確士，號歸愚，江南長洲(今江蘇蘇州)人。他論詩倡“格調”說，認為“詩貴性情，亦須論法”，其所謂“性情”是指符合封建正統觀念要求的思想感情；其所謂“論法”，是指作詩應學習古人，他主張古體詩學漢魏，近體詩宗盛唐。他提倡儒家傳統的詩教和詩歌溫柔敦厚、怨而不怒的風格。這種論詩主張是繼承明代前后七子的復古主義主張，適應著清王朝粉飾現實的需要而提出來的。因而得到最高統治者的支持。沈德潛曾編選《古詩源》、《唐詩別裁》、《明詩別裁》和《國朝詩別裁》，風行一時。著有《歸愚詩文鈔》和《說詩晬語》。

翁方綱(1733－1818)，字正三，號覃溪，順天大興(今北京)人。他論詩主“肌理”說。他主張把作詩與考證結合起來，認為“考訂訓詁之事與詞章之事未可判為二途”。認為詩歌應把“肌理”(學問材料)、“義理”(思想意義)和文理(組織結構)統一起來，在他看來，“義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從此出發，他提出“為學必以考證為準，為詩必以肌理為準”，提倡所謂“學問詩”，把經史考據和金石勘研都寫入詩中。這顯然是一種受考據之學影響產生的論詩主張。

袁枚(1716－1797)，字子才，號簡齋，浙江錢塘(今杭州)人。他反對沈德潛的“格調”說和翁方綱的“肌理”說，反對模擬古人和以考據入詩，主張抒寫性情遭際和個人靈感，認為“詩之傳者，都是性靈”。他所提倡的“性靈”說體現著要求打破傳統束縛的精神，對封建正統觀念是一種沖擊。但這種主張并非要求詩歌應反映現實，而是要求詩歌表現封建文人的思想情趣和性情遭際，具有明顯的局限性。他的詩也往往很膚淺，缺乏深厚的思想內容，多為詠嘆生活瑣事和風花雪月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