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學革命旗幟鮮明地以打倒統治中國文壇的封建文學和文言文為它的斗爭對象，必然地遭到封建復古派的反對，形成激烈斗爭。第一次斗爭發生于五四運動以前。新文學運動剛剛發難，桐城派文人林紓便著文反對，并連續發表影射小說《荊生》和《妖夢》，刊出致北大校長蔡元培的公開信，攻擊新文化運動反對舊道德，批判“五常之道”，是“叛親蔑倫”之論，說白話文系“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不值一哂，表現了頑固守舊的反動立場。第二次是1922至1923年發生同“學衡派”吳宓、梅光迪等的斗爭。他們曾留學歐美，自稱學貫中西，博古通今，出版《學衡》雜志，發表《中國文學改良論》、《評提倡新文化者》，利用西方資產階級文化思想來維護封建文化，把封建道德封建禮教奉為“國粹”，將孔丘尊為至圣，認為“用白話以敘說高深之理想，最難剴切簡明”，更反對白話詩，并攻擊馬克思主義和學生愛國運動。第三次是1925年至1926年間反對“甲寅派”的斗爭。章士釗復刊《甲寅》周刊為輿論陣地，發表《評新文化運動》、《評新文學運動》，攻擊新文化運動“陷青年于大阱，頹國本于無形”，反對白話，維護文言，說什么白話文“不成文理，味同嚼蠟，去人意萬里”，而“吾國性群德，悉存文言”。以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的權力，他強令尊孔讀經，禁止學生用白話作文，迫害進步學生，破壞新文化運動。以魯迅、李大釗為首的新文化陣營，以《新青年》、《每周評論》、《中國青年》及一些新文學刊物為陣地，針鋒相對，著重揭露封建道德、封建禮教的反動性和虛偽性，揭露封建復古派鼓吹尊孔讀經的反動實質及其險惡用心，揭露封建舊文學內容的反動腐朽和形式板滯僵化，特別指出了文言文艱澀難懂、脫離人民的弊端，強調白話文的通俗易懂、新鮮活潑的優點。新文學陣營反對復古派的斗爭，配合了政治思想戰線反帝反封建的斗爭，促進了思想解放運動，保衛了文學革命的方向和戰斗成果，促進了以反帝反封建為內容、以白話為形式的新文學的勝利發展。三十年代，又有汪懋祖等為配合國民黨的“新生活運動”重彈尊孔讀經、復興文言的老調，但已是強弩之末，和“新生活運動”一樣不得人心。此后在新文學運動的勝利進軍中，封建復古派文學雖然沒有絕跡，其影響不容忽視，但始終組不成足以對陣的力量來和新文化相抗衡了。